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

我和妻子琼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附近的一个农场度假。3天来，我们打网球，从早上打到日落，有时也打几局高尔夫球。晚上在篝火旁，和朋友们围坐在一起讲故事。
    　　第四天，琼的腿开始瘸了，髋骨也很疼。
    　　回到纽约两天后，内科医生杰克安排放射科医生给琼做透视。她在X射线透视室里呆了约摸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们在诊室等结果。
    　　医生回来了，他对琼笑笑，说底片没干，还得再等等。而后，对我说：“西门先生，我有事和你商量。你能进来一下吗？”
    　　我冲琼耸耸肩，跟着医生进了后面的X射线透视室。他指着底片上硬币大小的一块灰白色说：“这是她的左髋骨，这一块让我很担心，看起来像是小肿瘤，可能是良性的，但只有做了活组织检查才能确定。”
    　　我和医生出来的时候，琼仍坐在那儿。医生字斟句酌，把刚才对我说的意思告诉了琼。他要预约利诺斯山医院，做活组织检查。
    　　那是1971年，是一个谈“癌”色变的年代。我很紧张，但我相信琼不会有什么大事的。我们结婚19年了，她一向都很健康，也一直都很美丽，一切都和我刚认识她时一样。
    　　晚饭时分，我们对两个女儿——埃伦和南希——只字未提，我们不想让孩子担心。琼只是说，第二天她们放学后，她要出去，她要检查“恼人的左腿”。仅此而已。
    　　第二天，我和琼的母亲海伦在利诺斯山医院的候诊室等着，医生出来把我叫了进去。
    　　“情况不妙。”医生说道。
    　　“什么意思？活组织检查？”
    　　“还没有做活组织检查，我就发现她乳腺上有一恶性肿块。是癌症，已经转移了。”
    　　这个消息突如其来，让我猝不及防。耳边只有一个声音，“还有一年的时间，最多一年半。”
    　　我仿佛一下子坠入了万丈深渊，眼前一片昏黑。我不能呼吸，忍不住落泪了。医生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说：“很抱歉。”
    　　“她知道了吗？”我问。
    　　“我告诉她是乳腺癌。没有告诉她还有多长时间。这是医院的事，更是一个家庭的事。”
    　　“我怎么对她说？”
    　　“我倒愿意给她一些希望，不要让她知道得太早。如果我是你，我会说她的癌症发现得很及时，完全可以治疗。如果可能的话，暂时不要让孩子们知道。当然，一切都由你自己决定。”他还说他会“尽可能地延长她的生命”。
    　　琼被推进了房间，医生进来了。我看见海伦站在大厅里。对她隐瞒事实真相是不公平的。并且，我也自知，我不可能一个人承受这一切，我需要一个同盟军。
    　　海伦的眼睛直盯着我，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她抽泣着一遍一遍地说：“我知道的，我早就知道了。”
    　　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包括医生的处理意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我说，“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不能让埃伦知道，也不能告诉南希，除非万不得已。”
    　　她点点头，医生叫我们去琼的房间。琼躺在床上，脸上溢着微笑，她对未来充满希望。“医生说他们发现得早，”她说，“他们完全可以治的。真的太好了，是不是？”
    　　我点点头，吻了她。我依然相信，不管现在如何，琼都将创造奇迹。
    　　琼开始做放疗。几周过后，她的疼痛减轻了，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永远保持良好的状态，我不知道自己是假装的还是确信她的状况确实如此。谎言成了事实。并不是的的确确的事实，但惟有它才能支撑你一天天生活。
    　　我在家修改自己的新戏——《阳光男孩》，我要让它占据我几乎全部的思想。只有坐在打字机旁，我才能暂时放松一下。琼躺在床上写诗——差不多20年了，大学毕业后，她就再没有写过诗。
    　　我很想为她做点儿什么，来转移笼罩在她心头的阴影。我记起了她一直想要的梦中别墅。
    　　我们在纽约的贝德福有些朋友，距这座城市开车约需一个小时。我租了一辆车前往，跟琼说我那天要开一个关于电影拍摄计划的会。
    　　我走进房产办公室，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已经看了12所房子。下午，我们走进林木地区，小圆丘上有许多可爱的小房子。我看到小溪上有一座木头人行桥。穿过小桥，阳光照在湖面上，斑斑点点。“那是蓝色苍鹭桥，”代理人说，“我带你去看看。”
    　　他引我穿过小桥，走到一个码头，码头边上有一个船库。一艘划艇系在栏杆上。湖看起来无边无际。
    　　我几乎没有看房子就表达了想买房子的愿望，然后回到他的办公室，签了一些文件。如果琼在这儿，谁知道会有什么奇迹发生呢？
    　　驱车回家的路上，我想：琼连看都没有看，我就把房子买下来了，她会怎么想呢？这可不像我的处事风格。我走进卧室，掩饰不住的笑意挂在脸上。她笑笑：“怎么这么高兴？”
    　　“我买了一座房子。房子坐落在湖边。你会不会以为我疯了？”
    　　那一刻，所有的一切在她灿烂的微笑面前都黯然失色：“我真不敢相信！你说的是真的吗？”
    　　整整一个晚上，我们都在谈论那座房子。南希和埃伦一阵狂喜。关灯时，我自问：她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急着买房子吗？但即便是有所怀疑，她满脑子想的也都是住在蓝色苍鹭湖的情景了，那湖的名字实在好听。
    　　琼很少说自己的感觉。她从来不问关于她病情的事，我也很快学会了不再问她“你感觉怎么样”之类的问题。离开手杖，她寸步难行，我看得出来，她不想让我帮助她。尽管如此，每每她上楼梯时，我的手总在她的胳膊一英寸远的地方。
    　　又一次请肿瘤专家诊断后，我对诊断结果丝毫没有思想准备。
    　　“嗯，西门先生，情况很不错。肿块正在消失。”
    　　一丝微笑掠过琼的脸庞。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真的吗？癌症消失了？
    　　我不知道这一天我还该相信什么，我只知道，那天，阳光灿烂，我要和琼去看贝德福的房子，她是第一次去。我们到达的时候，她激动的神情溢于言表。“我一会儿带你去看房子，”我说，“先去看看湖。”
    　　琼站在码头上，看着船库和水面。从她的神情，我看得出来眼前的一切将她带回了她最快乐的时期：她在波克诺山中长大，晚上划着小船出去，在冷水中游泳。
    　　“我真想扔掉手杖，”她说，“我要在湖里游泳。我要抓住最大的鱼，做晚饭的菜肴。”
    　　她确实这么做了。
    　　夏天到了，琼带着埃伦和南希乘船去钓鱼，把自己童年时代的所学教给两个孩子。下午，我们打网球，她击球又狠又快。“打死！”她嚷着，“要怀着必胜的勇气打球！”
    　　看到她这个样子，我真高兴。她扔掉了手杖，她的腿也不瘸了。我们又恢复了先前的生活。是上帝把病痛从我们身边带走了吗？
    　　夏天快要过去了，琼还没有任何癌症的症状。我们去曼哈顿，我开始排演《阳光男孩》。我很高兴自己没有告诉埃伦和南希这段日子琼和病魔的斗争，我暗暗祈祷：我永远不用告诉她们这些。
    　　戏公演的时候，我和琼带着两个孩子去佛罗里达。突然，她的腿又一瘸一拐了。上台阶时，她紧紧地抓着扶手，呼吸越来越困难，脚步也越来越慢。几天后，疼痛加重，她不得不再一次靠手杖走路了。
    　　在曼哈顿，她又开始做放疗。琼只说是“治疗”，绝不用“放疗”一词。但孩子们好像开始接受事实了。
    　　终于，一个周末的夜里，琼转身对着我，小声说：“我好害怕。”我很想安慰她，但我们都知道，我能给她的最好的安慰就是紧紧地抱着她，让她在我的怀里入睡。
    　　琼的健康状况没有好转，但放疗减轻了她的疼痛。春天到了，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使她的脸庞又红润了。她又有了笑容，却不是这些年来我已经熟悉的笑容。她的笑容反映了一种态度——不是纯粹的接受，而是理解，就好像是她和某人签了一个条约，她必须履行诺言。
    　　我看到她和年仅10岁的南希在林中散步，同时告诉南希，当一朵鲜花枯萎时，它肯定会回到一个新的地方。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南希我不能说出口的话。
    　　听到她疼得大叫时，我正在房间外面。我冲进卧室，看到她已经不能动弹了。我帮她躺到床上，然后打电话给杰克医生，他说应送她去利诺斯山医院。
    　　我打电话叫了救护车，琼让我电话通知她的母亲。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琼要在医院住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我在大厅里遇到杰克医生，看得出他神情忧郁。
    　　“情况到底怎么样？”我问道。
    　　“癌细胞像野火一样扩散到她的全身，”他说，“速度太快，我们没法进一步治疗。我们会尽力让她舒服一些。咱们都不要放弃希望。”
    　　琼不愿意见任何人，包括家人。即便是我，要进她的房间，也得先敲门。护士把门打开一条小缝，小声说：“琼需要几分钟做准备。”
    　　“见我也要这样？”
    　　“尤其是你。”
    　　门开了，琼坐在床上，尽最大努力笑着，头发扎在后面，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梳的马尾型。她会和我谈两个女儿，我的工作，甚至会说起她出院后的计划。
    　　一天晚上，我和埃伦坐在家里的餐桌旁。15岁的她盯着我，一副担心的面孔。“我早就该告诉你的，”我说，“你知道，妈妈是真的病了。”
    　　她点点头。“我不知道她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医生说可能到8月，甚至——”
    　　“我知道她病了，我知道她就要死了。我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埃伦的眼里溢满了泪水，我把手伸过去，握住她的手，她所有的痛苦在一瞬间倾泻而出。我对她说，我不打算跟正在夏令营的南希说这件事。
    　　床头柜上的电话铃响了。那是7月11日凌晨3点10分。一个声音很委婉地告诉我：琼在睡梦中去世了。
    　　她只有40岁。
    　　我坐在床上，尽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叫醒了埃伦。一切远比我们预料的来得快得多，但我还不至于完全崩溃。深深的失落感是后来才感觉到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你突然意识到，这崭新的一天，以后你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将是没有琼的日子了。
    　　我找人把南希从夏令营接回来。这天，我才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可太晚了。在所有的痛悔中，我最遗憾的事就是没有早一点儿告诉她。以后的几年，她总是说，她很生气，也很疑惑。但她没有责怪我。
    　　我们从墓地开车回家，琼的母亲坐在两个外孙女中间。我看着她们的脸，看着车窗外的乡村景色疾驰而过。我46岁了，两个女儿年纪尚小，我有一种空荡荡的恐惧感。我们惟一拥有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