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姑妈

六姑妈有不少名言，我们后辈常在口头来回传递，比如这一句：“做人就好比坐升降机，总是有上有下，有起有落。”六姑妈大起大落的一生可以粗略地划分为3个时期：23岁之前，她坐升降机向上；23岁到57岁，她坐升降机向下；57岁到78岁，她给别人开升降机。
    　　六姑妈出身于官宦家庭，我爷爷晚清时做过湖南布政使，民国初年担任湖南禁烟督办，两个官职都是肥差，挣下偌大一份家业，并不奇怪。六姑妈少女时代锦衣玉食，17岁那年由大伯母作伐，与汪姑爹共结连理。汪姑爹风流倜傥，毕业于美国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是前后校友，口才和文才均相当不俗，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民国外交界的青年才俊，不到30岁就担任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六姑妈很依恋汪姑爹，挚爱之中另有仰慕的成分。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三省，汪姑爹忧愤成疾，32岁病逝于日本横滨。那年，六姑妈满打满算才不过23岁。
    　　“我大病一场，有心随他驾鹤西归，可你奶奶不许，她最疼爱的子女就是我和你爸爸，她要我好生想一想孝道，我一想，就勉强活下来了。”六姑妈是典型的孝女，她不忍伤了母亲的心，让她白发人送青发人。
    　　抗战时期，六姑妈为了逃难路上少受些拖累，将十几箱贵重的衣物和字画寄放在一位好友家中，这位好友还是汪姑爹的亲戚，想来是可以信托的。可是到了战后，对方借口说衣物和字画全被日本兵掳走了，一股脑儿赖得干干净净。此前数年，大火将长沙焚为赤土，我家的大宗祖业付之一炬，连块砖瓦也没捡回。家道式微之后，六姑妈洗净铅华，做些湘绣帮补家用。其间也常有人上门提亲，她总是甩出一句直顶喉咙的硬话将媒婆打发出门：“母亲在，我就一门心思做个孝女，是不会嫁人的。”再后来，长沙解放了，湘绣由专门的部门来管理，六姑妈的作品渐渐没了销路，她就帮我大伯打理家务，闲时她还是忍不住技痒，刺绣些手帕、枕套之类，作为礼物送给亲友，没有人不欢喜，没有人不夸她针功神奇，她报之一笑，并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得意和快意。
    　　“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大伯“畏罪”自杀了，六姑妈处变不惊，没怎么落泪，她极有见地，对我父亲说：“死者已得到解脱，活着的人还要吃不少苦头，就把眼泪水留给自己用吧。”到了1968年，不知何方神圣令箭一挥，我们全家就得下放华容县东山公社，六姑妈也在其列，她近乎赌气地说：“我都快六十岁的人了，不想去农村养猪种菜，要死就死在长沙。”她急中生智，想出一个留城的绝妙办法，辗转托人物色到湘运公司一位姓王的党委书记，愿去他家当保姆。我父亲对六姑妈认矮服低的做法十分生气，他跺着脚又叫又吼：“我们王家再穷再背，也没有屈身去当下人的先例。六姐，你去华容养猪种菜比当下人强一百倍！”六姑妈神色不变，口气却略微有些伤感地说：“先前，我们家有钱有势，没少使唤下人。平心而论，都是父母所生，凭什么我们就只能做主子，别人就只能做下人？再说，今时不比往日，王家已经‘水落三丘’，我去当别人的保姆，也算是还一还宿债吧。”
    　　她这保姆一做就是二十多年，带大了王家的一个宝贝儿子，教他读书上进，教他尊重父母亲友，教他爱整洁……样样都教得极好，那男孩叫她奶奶也叫得极亲，男孩的父母则对六姑妈尊若高堂，这令六姑妈尤其感到欣慰。有一次，六姑妈对父亲说：“年轻时，有一个姓陈的算命瞎子算定我将来膝下荒凉，而且晚景凄苦。前面算他讲对了，我没生下一儿半女，后面就未必然。”从年轻时做参赞夫人到老年当保姆，按照常人的眼光看去，明摆着境遇一落千丈，陈瞎子说六姑妈晚景凄苦也不为错，但人性中还有善良，还有慈爱，还有彼此相濡以沫，还有其他美德，消解了窘境中苦楚的滋味，最终六姑妈“给别人开升降机”也同样获得了幸福，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有时我想，如果当初六姑妈随同我们全家下放到华容山区，说不定她跟母亲一样积劳成疾，早已客死异乡。她有她的主张，她选择了不同的路线和不同的活法，放下了自己曾是大家闺秀的尊严和高傲，去当保姆，反而曲径通幽。人生有许多波诡云谲，惟有智者能够拨开迷雾，见到久违的光明。
    　　六姑妈说做人就跟坐升降机差不多，她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无论早年荣华还是晚年平淡，都活得实诚，她那二三十年代大家闺秀的天然素质从未丧失分毫，朴素、娴静、雍容、大方、明快、果断，富于同情心和理解力。这是我曾经认识的六姑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