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传教士

在红军长征队伍中，有一位传奇的外国人。他就是英国传教士勃沙特（汉名薄复礼）。勃沙特是瑞士人，后随父母移居英国，供职于基督教会。1922年10月，英国基督教会派25岁的勃沙特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勃沙特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他根据孔子讲的“克己复礼”，取了中文名字“薄复礼”。
    
    　　1934年10月初，勃沙特与妻子罗达从安顺返回镇远途中，在旧州城外遇到了离开湘赣苏区进行长征的红六军团，并被红军战士作为帝国主义的间谍抓了起来。勃沙特被红六军团团长萧克请去，帮助翻译刚刚缴获的一张法文贵州地图。在当时，萧克指挥作战使用的是中学生地理课本上的地图，过于简单。获得这张新地图令萧克十分兴奋：“我们现在有了一张贵州地图，真让人高兴。”然而红军将士中没有人懂法文，萧克十分着急，只好找勃沙特碰碰运气。勃沙特生于瑞士，懂法文。萧克亲自提着马灯，指导勃沙特翻译地图。应萧克的请求，勃沙特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译出来，然后一一标注在地图上。萧克对勃沙特很满意，他后来回忆说：“在合作之后，固有的隔膜消除了不少，尤其令人难忘的是，我们后来转战贵州东部直到进入湖南，其间全是靠这张地图。”勃沙特同样对萧克充满了好感，他后来写道：“年仅25岁的萧克将军，相当热情开朗，是一位充满渴望和追求精神的红军将领。”
    
    　　当时，勃沙特被扣了下来，担任了红六军团向导。贵州“天无三日晴，路无三尺平”，道路崎岖，红军整日行军，有时夜里也不休息，勃沙特感到苦不堪言。不过在行军途中，红军战士格外照顾这位洋教士。他们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勃沙特穿，宿营时尽量让他睡在用稻草铺垫的床上，而自己却睡在潮湿的地上。1934年10月24日，红二、六军团在贵州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后转战湘西。在湘西，他见到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著名红军将领贺龙。勃沙特致函朋友、曾经医治过贺龙侄子的医生贝克尔，请他给贺龙写信释放他，但遭到贺龙的拒绝。贺龙说：“你们不要寄希望于我同贝克尔先生往日的友情，在新的政权里，一切友情甚至家庭联系，都要服从共产主义原则。”
    
    　　天长日久，勃沙特逐渐对红军产生了好感。勃沙特惊奇地发现，红军注重文化学习和政治教育，娱乐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红军的官兵不赌博、不抽大烟，红军军纪严明，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有一次染病，红军指战员不仅专门为他找了一匹马驮着他走，还特意找来中医为他治病，后来还派出担架员抬着他翻山越岭。勃沙特后来回到昆明时曾对友人说：“如果农民都知道共产党红军是怎样的，就不会有人逃跑了。”在交往中，红军战士也喜欢上了这个大鼻子牧师，对他的称呼也开始改变了，由“大鼻子”、“洋鬼子”变成了“薄牧师”甚至是“老薄”了。出于对红军的感激，勃沙特为红军做了很多好事。他写信给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朋友，请他们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他还经常为红军翻译外国报纸，有时还被请去为红军编织毛衣。在红军队伍中呆久了，勃沙特终于认识到：被国民党和西方报纸称为“匪徒”的这些人，原来是一群马克思主义者，是以苏联为样本的中国苏维埃政权。
    
    　　1936年4月12日，红二、六军团兵分两路向滇西疾进，逼近昆明。萧克决定释放勃沙特，亲自向勃沙特宣布了释放令，并以“湘鄂川黔省肃反委员会”的名义为他开具了通行证。萧克对勃沙特说：“你是一个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地，我们决定放你走。”临行前，萧克、王震，红二军团保卫部部长吴德峰为勃沙特饯行。地方名流周素园以及被俘的国民党中将纵队司令张振汉作陪。为表示感谢，萧克专门为勃沙特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萧克告诉他，不反对他在离开红军后仍留在中国，甚至还可以办一所学校。红军给勃沙特发了10块银元的路费，并告诉他如何前往昆明。勃沙特随红军长征时间长达18个月，转战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
    
    　　勃沙特离开红军之后，不久去了昆明，开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写成回忆录——《神灵之手》。在《自序》中，勃沙特写道：“许多报道，因抓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红军称为‘匪徒’或‘强盗’。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1936年11月，《神灵之手》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比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多，成为研究红军长征史的珍贵原始史料，为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间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的活动情况及具体时间提供了佐证。
    
    　　离开红军队伍后，勃沙特长期在贵州盘县传教，同时为当地群众看病，并创办“明恩小学”，招收信徒和穷人子女。1951年，勃沙特离开中国返回英国。临行前，他感慨地说：“别的外国传教士都怕共产党，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是我所见的红军就用不着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1966年，勃沙特退休，回到家乡曼彻斯特郊区闲居，安度晚年。
    
    　　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为写作一部书搜集素材。在采访萧克将军时，萧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还郑重委托索尔兹伯里寻找勃沙特并代致问候。1985年11月，索尔兹伯里在曼彻斯特郊区的卓尔敦找到了年近90岁的勃沙特，并转达了萧克将军对他的问候。与此同时，我外交人员通过外交途径也找到了勃沙特。
    
    　　1986年5月27日，萧克将军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前去拜访勃沙特，并转交了他的一封信件。信中写道：“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50年前你帮助我翻译地图之事久难忘怀。所以，当索尔兹伯里先生问及此事时，我欣然命笔告之。1984年我在出国访问途中，曾打听你的下落，以期相晤。如今我们都早过古稀，彼此恐难再见。谨祝健康长寿。”1987年年末，《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对勃沙特进行了专访。记者看到，尽管90岁高龄的勃沙特满头银发，但精力还很旺盛，记忆力好得惊人。在记者的要求下，他讲述了与红军一起长征的传奇经历，讲述了他和红军将领之间的深厚情谊。他感慨万千地说：“在晚年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更使我激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