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民工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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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当初与姐姐相亲的时候，母亲就坚决不同意，说他没有文化也就罢了，连个正经手艺也没有，整日跟在村子里树贩子的后面，四处转悠着找树砍；没树可砍的时候，就去做最累最脏的建筑。我帮着姐姐劝母亲，说姐夫其实也不是一无是处，伐木工和建筑工也不是人人都能干的，最起码要身体好，有力气才是，在农村，有地可种，又能余出一份精力来出去多挣点钱，已经是不错的了。母亲没吱声，半天之后闷声吐出一句：什么伐木工、建筑工，说得倒是好听，在城市人看来，不过就是个最底层的民工！
    
    　　母亲的这一总结，让家里人沉默了很长时间，再也没有人主动提起他们的婚事，连姐姐自己，也为此觉得羞愧，似乎一旦嫁给姐夫，自己就跟着陷入了社会的最底层，在父母面前，都翻不了身。姐夫闻言后，买了大包的东西，骑着摩托车，飞奔到我们家，要和父母“谈判”。为了礼节，父母勉强将他留下来吃饭。以为他会像个男人似的，慷慨激昂地发表一番演讲，将父母说服，但直到饭吃了一半，他也没扯到正题上去。最后一家人面面相觑，不知这饭该如何收场。而姐夫，则在这时，将一整杯酒一饮而下，然后便涨红着脸，说：爹，娘，我保证，不管我这辈子吃多少的苦头，我都不会让小潭受一点累的。
    
    　　就这一句，让姐姐下定了决心，嫁给姐夫。而父母，也叹口气，闪身放了行。
    
    　　姐夫和姐姐结婚后，便很快生了孩子，生孩子的那一年，姐夫没有出去打工，而是一心一意地守在家里，跟在村子里树贩子后面，四处找活干。我那时正是年轻气盛，书读得不多，却是个激进的环保主义者，看到姐夫一群人将那些大树一棵棵伐掉，让田野的小道变成一个个秃子，再也没有了昔日绿树成荫的田园风光，便气愤地指责他说：知道为什么现在环境越来越差，你们在城市脚手架上干活的时候，动不动就被风沙迷了眼睛吗？你们这些砍树的人就是罪魁祸首！姐夫当时正蹲在门口，将捡拾来的木头砍成一段段，晒好了等冬天来烧，听到我的嘲讽，诧异地扭过头来，迷惑地看我一眼，然后便又回过头去，拿起斧头继续砍着木头。是到吃饭的时候，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才莫明其妙地对着摇篮里的孩子，吐出一句：我就知道砍了树，盖好楼房，自己会有工钱，老婆和孩子也能在家里过得好一点，至于其他的，咱哪能管得了那么多呢。
    
    　　而一旁的我，看着这个男人粗壮的大手，和轻轻晃动摇篮时的温柔，突然就为自己的一腔热血，红了脸。
    　　
    　　2
    　　
    　　等到孩子长到一岁多，可以省些力气的时候，姐夫开始跟着外乡的包工头，到省城去干建筑。同在省城，我们却从来没有见过面。我曾经试图打听过他所在的建筑队，但每次都是徒劳，他们像是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哪里有丰美的水草，哪里就是栖息的地方；等到一栋气派的大楼拔地而起，城市里的人蜂涌进去，他们这些为此流汗流血的人，却被老板用少量的钱，就打发走了。有时候他们也会经过，但不会像城市人，用审慎经济的眼睛，判断这栋大楼的价值，他们从没有动过这栋大楼会属于自己的心思，他们只是尽力地昂头，回忆起那些在炽热的阳光下，挥汗如雨的日子。
    
    　　知道我们的生活，不会有任何的交集，所以便不再费力地寻找。我依然读我的书，且为毕业后能够留在这个城市里，学会了吹捧谄媚、卑躬屈膝，亦懂得要在关键处，抓住一些有用的枝干或是台阶，让低处的自己，能够轻而易举地登临到那想要的高处。这样的努力，最终让我在两年后，成功留在了这座城市，变成人人艳羡的晚报记者。
    
    　　听姐姐说，姐夫在知道我当了记者之后，兴奋得一宿没睡好，第二天便找到报社，要跟我见上一面；可惜他只知道我的小名，我毕业的学校他也记不清楚，最后报社的门卫当他是个骗子，叫来几个人，吼叫着说再不离开，就对他动武。姐夫拗不过这个理，要跟他们理论，但最终却换来了一通拳头。
    
    　　我不知道姐夫有没有为此抱怨过什么，但他却是自此再不来找我，亦不在工友们面前，提起我这个可以为他们打抱不平的记者。我忙于在领导们面前表现自己，根本无暇关注姐夫的生活。甚至后来有一次，他们的工地，就在离我们报社不到百米远的地方，但我依然没有去找过他一次，只偶尔从母亲口中，得知在那里，他的脚被从天而降的水泥砸伤了，舍不得在省城住院，被老乡接回家去疗养。又因为拖着不去治疗，只在家里进行简单的包扎换药，差一点感染，将脚废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