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说真话，才能对现实说真话

一
    
     有一天陆川的新电影约着去聊聊，他要拍《南京！南京！》
    
     有个日本侵华老兵也在，86岁了，来捐当年的军服军刀。
    
     我没作过涉日的节目，算是第一次见到日本兵，他是头发雪白的老人，走不动路了，我给他搬把椅子，他道谢无已。
    
     他还带了一只小小的瓷碗来，很细腻。他说是他母亲在他临上战场前用来盛酒的，他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揣在怀里，没有丢，也没有碎。
    
     嗯，他也是一个人的儿子。
    
     但听他说到在1941年在太行山打仗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枪，怎么开枪射击。
    
     我下意识缩身后退，盯住他的脸，就象那后面隐藏着另一张脸一样。
    
     他打仗的地方，离我家乡不远，我的曾祖父当年写下“曾因向日鞭葵花”后不久暴郁而死。
    
     这个士兵也是人子，对自己母亲的柔情，可以在战火中保留住一只易碎的瓷器。
    
     但为什么说起在我的国土之上，他闯入村庄与开枪射击时，却一点迟疑都没有？
    
     二
    
     陆川当初跟我谈起这个剧本的创意时，说他想通过电影了解“一个普通的人，富有人性的人，为什么会变成狂热的施暴者？”
    
     我们听到的说法都是，战争的原因，是当时右翼分子和军国主义者控制了这个国家。
    
     但是，如果只有控制与镇压，没有普通国民的支持和参与，没有母亲们以酒盏送儿子上战场的激情，这场战争就不会演变成如此巨大的灾难。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懂得热爱家园，知道畏惧死亡，能够亲其亲并且对邻人友爱的人，为什么可以接受侵略与杀戮？
    
     三
    
     我送了本书给陆川。
    
     是《朝日新闻》从1986年开始征集的读者来信，纪录普通国民对于二战的回忆。
    
     第一封信是66岁的熊田雅男写的，“有人质问，当初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作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当时还是少女的羽田广子说“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农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样的少女卖身，让我心痛不已。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再加上包围圈等国际的压力，让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内如沸，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直到1986年，63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洲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如与英美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的安排。”
    
     他说“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
    
     四
    
     那么，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
    
     昭和十二年，日军入侵华北日渐深入，桥本正邦是当初《东大新闻》的记者，他采访东京大学的研究员，正在策划日语教学计划，“要促成华北的日本化”
    
     东大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反对这样的计划“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
    
     但是，桥本说“随着‘要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叫嚣，自由主义派的教授一个一个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
    
     1925年，《治安维持法》颁布。警察面对“煽动”或是“不敬”，可以以极大的权力处置。一开始是对军队与政府不利的消息不宣布，后来发展为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传。
    
     那些敢于坚持自由立场，发出不同声音的报业成为受害者，1936年，暴徒袭击《朝日新闻》，砸毁办公室，记者因批评政府被骚扰和逮捕。
    
     在大众传媒上，盛行一时的，是有奖征集军歌，和“为飞机捐款”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