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人物访谈——我从陇上走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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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网站与甘肃卫视联合推出这档栏目的电子版，也是基于这一共同的目的与构想。希望通过我们携手努力，为甘肃的繁荣和昌盛，为西部大开发做出新的贡献。
    
    我从陇上走过之李晓光
    
    
    
    
    
    
    
    
    结论一：李晓光关注着霍金。
    问题一：李晓光作为一名中国的医生为什么要关注霍金这个外国人呢？
    
     薛立丹：谈到你目前所从事的这个专业，那我们就会想到一个霍金，他可能是你所研究这个专业里面比较典型的一种病人？
    李晓光：对，他是二十多岁就诊断运动神经元病，那么前来已经六十多了，四十多年，那么这是在国际上都是一个知名的一个人物，就是公共人物得这个病的。
    
    薛立丹：从外人看来这个病人他是很痛苦的，这个病和别的病不一样，就是说自己不能自主去运动，那对于你们医生来说，最初病人他在发病是什么样的呢？
    李晓光：他这个发病，就是我们从疾病的规律上来讲，他是叫运动神经元病，因为美国和英国对这个名称的这种，疾病的名称稍微不一样，在美国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肌萎缩侧缩硬化。
    
    因为他太有名了，相当于咱们国内的，像大家知道的体育明星像姚明像刘翔，就相当于刘翔如果得个什么特殊的病，叫刘翔病或者是姚明病，是这么一个意思。
    
    薛立丹：那这病发病以后，病人都会有哪些方面的表现？
    李晓光：通常因为发病的部位不一样，有胳膊发病的，有腿发病的，有时候有这种我们叫球部，就是延髓发病的，如果是手发病，他刚开始就觉得拿筷子不方便，拿勺子不方便，做一些精细的动作会觉得没劲。那么腿发病，走路就会觉得有点不灵活，上下楼梯的时候觉得别扭。
    薛立丹：不能自主？
    李晓光：最初好像还能自主，只是觉得别扭，但是因为这个病是间歇性发展的，随着病情的发展，会越来越觉得不方便，那么上肢发病可能最初从拿筷子不方便，到干脆就拿不了筷子，最后如果是右手的话，基本上自己吃不了饭，会靠家人来帮助。那么下肢也是这样，就是如果走路不行，发展到一定程度，基本上靠轮椅了。还有一种我们叫球部发病的，那么通常是吞咽有困难，然后饮水会呛，部位不一样，表现也不太一样。
    
    薛立丹：那他这个病的发病率高吗？
    李晓光：从世界范围内的发病率不太一致，一般认为是十万分之二到十万分之六，这样的一个概念。
    薛立丹：那我们国家是怎么样一种情况？
    李晓光：国内没有正式样的调查，我自己曾经在咱们神经疾病流行病学，国内的一些著名的专家编的一本书，人民医生出版社出版的，我写过一个章节，就是运动神经元病的流行病学，那么我把各个国家发病的情况都总结了一下，那么国内当时我查了。
    
    那么它的发病率就跟国际上的发病率差不多，也都是这样的，也都是十万分之二到六这样的情况。
    
    薛立丹：听你谈这些病程和病人，我们觉得你研究的这科其实挺偏的？
    李晓光：对，因为发病率比较低，因为十万分之十以下，无论在国外和国内都是属于少见病的，是这样。
    
    
     结论二：这种病是一种常人知之甚少的疾病，而且极难治愈，病人极其痛苦，生命短暂。
    问题二：医生面对这样一个超级难题会是一种什么心态。医者之心又是如何映照出来的
    
     薛立丹：你作为一个医生，你办了一个网站，你网站的名字叫守望视野，你为什么给这网站起这样的名字呢？
    李晓光：其实这个名字最初是来自一本美国的一个医学家写的书，他题目是医学年轻的科学，它的副标题是一个医生的手记，是这样的。
    薛立丹：手记的内容是什么？
    李晓光：手记它是一个医学观察者的手记，其实这个观察跟守望是一个意思，只不过守望的话可能文学性更强一些。那为什么叫守望视野呢？医生既然是一个医学的观察者，那么他看到的一些事情，就是在他的视角范围内对于这种疾病的感悟，或者对那种病人痛苦的感悟，同时它是说对医学的变革或者医学研究的这种自己的感受，所以我办个网站的意思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医生，我看这些疾病的我自己的观点，是这样的角度来的。
    
    薛立丹：……你刚才给我们讲了守望，那你的视野为什么起这两个字，这好像和医学很不搭界啊？
    李晓光：视野它是这样，实际上英文叫（英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看到的就是我的一个视野，就是我看到的这一部分，因为作为一个医生来讲，现在分科又这么细，那理论上来讲，我了解人的整体，我了解人的自身，但是仅仅是从理论上讲，那如果你奥具体到某一个事情，某一个病或者某一个器官的话，你看到还是一个局部。
    主持人：所以你把这个视野，其实按理说视野是很宽阔的，但是你从这定位视野的时候你觉得只是通过你自己的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一部分？
    李晓光：对对，因为我办网站只是说，……就是说我自己看到的医学现象，我自己经历的医学的过程，我看到的病人的诊治过程，我对医学的了解，从我自己的角度去发表一些观点也好，发表一些我研究的结果也好，只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因为医学的积累是靠大家来的嘛，那我自己做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薛立丹：你当时为什么想着要去办一个个网站呢？
    李晓光：因为我们协和医院病人比较多，每次上门诊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病人，对于某一个病的话，某一个病人来说，他来的这个时间非常有限，其实从看病本身治疗无论手术也好，无论吃药也好，那是指离开医生之后所做的事情，那么在医生接诊的时候，其实时间现在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往往病人需要了解更多的这个疾病背景的知识，但是现在这种知识的来源比较少，就是很多事，我因为做这个病比较特殊，是叫运动神经元病，那么这个病相应介绍的资料比较少，那么你在上门诊的时间没有太多的时间给病人解释。
    
    那他有时候对这个病不了解，对治疗也好，对愈后也好，都非常困惑，那这时候你既然没有在门诊时间讲，我就想办一个……那么网站其实就是有这个优势，非常快的更新，甚至几天几个小时就可以把最新的研究成果，通过网站来发布。
    薛立丹：用最新的科技手段让病人在第一时间里面看到现在前沿的东西？
    李晓光：对。
    薛立丹：这是你办网站的初衷？
    李晓光：对。
    薛立丹：那你希望你这个网站办成什么样子呢？
    李晓光：……我办了一年多，流量已经达到八万多了，平均每个月，就是每天的流量三百多一些，那么最高到五百，所以就是说可能对病人来讲，这种比较从正规医院正规医生来的资料更受重视，所以看的这种。随着网站不断的发展，可能会受益的病人越来越多，从我们这个角度能够把它办得更专业，浏览得更容易，那么给网友、病友更好的服务。
    
    
     结论三：李晓光在并不宽广的舞台上，尽力演好自己的角色，他认真、执著于自己的天地之中。
    问题三：李晓光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狭小的领域呢？
    
     薛立丹：作为你现在从事这个工作，当时你为什么要选择它呢，当时发病率又很低，而且它的研究方向又不是很清晰，……为什么你当时在大学毕业以后会选择这个学科来做？
    李晓光：……因为我做是从93年我上博士，做我的博士论文，其实当时我们有三个方面的选择，第一个就是当时有一个八五攻关计划，是做脑血管病方面的，那么当时导师也是说你可以选择这个题目做一些实验的动物模型，做一些技术方面的研究，这是一个选择。第二因为我们实验室做神经活检还有我们科做机电图都是非常出色的，在国内都是非常先进的水平，对周围神经病的研究也是我们科的优势，我也可以做这方面的研究。
    
    第三个选题就是运动神经元病，那么当时为什么选择它呢，是因为就是说在所有的这几种病当中，我们所谓的血管病，我们神经科大夫基本是要看的，所以这种病大家关心比较多，看的这个大夫也比较多，那么对于运动神经元病就不一样了，因为发病率低，所以对这个病了解的大夫少。像我们这些，就是说协和这样大医院的，可能见这种病人还算多，那么有一些基层的医院甚至省级医院就见得比较是，我知道有些省级医院的大夫可能也就一年能够看到一两个。
    
    薛立丹：能不能这样讲，你选了一个自己觉得最有挑战性的学科去研究。
    李晓光：应该是这样，其实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也是这样，神经科学作为我们人类，就是医学也好，作为一个自然科学也好，应该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因为人了解自己，除了我们了解我们的心脏，了解我们的胃肠以外，其实最不了解的就是人的神经系统，人的脑子，如果只有我们了解自己的脑子，对自己神经系统的这种，无论是功能也好结构也好，做一个彻底的去研究，才能完全的认识我们人自己。
    
    薛立丹：也许做别的科医生他容易有一种成就感，他的病人容易痊愈。
    李晓光：对。
    薛立丹：而你这个学科第一个比较难，第二个病人又少，第三个这种病人治愈的可能性比较少。
    李晓光：作为神经科，因为我们神经科有很多的病，神经科里面比如说我们有血管病，有老年痴呆，有帕金森，等等这些病，各有各的治疗办法，那就说到运动神经元病来讲，就是一个发病率比较低的一个病。那么正因为发病率低，因为刚才咱们说到了，关心的或者说对它认识程度比较好的大夫比较少，这样我们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对病人帮助会更大一些。
    
    另外就这个研究本身，就这个病的研究本身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我们通常神经科大夫一听运动神经元病，都说是硬骨头，证明它的研究的这种余地还很多。
    
    
     结论四：这更加坚定了李晓光研究这种疾病的决心。
    问题四：可是面对这样一个世界级难题，李晓光也有自己的无耐？
    
    
     薛立丹：那这样会不会你经常遇到病人之后，有时候又不能治愈他，只能延缓他，延缓他的生命，延缓这个病人的病程，这样会不会对一个医生来说自己内心有没有一种失落……？
    李晓光：对，我们是这样，做这个病的研究的医生来讲，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我经常会看到一个病人最初从很简单的或者很轻的一个手动不了了，或者活动不利，到最后就伤了呼吸肌了。那么这个时间可能也就两三年的时间，到最后完成生活不能自理，伤了呼吸肌，那可能是他脑子还很清楚，但是全身动不了了，这个对于从头到尾都观察到这个过程的医生来讲其实是很痛苦的过程。
    
    薛立丹：所以在你们治疗这个病的过程可能跟别的病不一样，发病很急，治愈也比较快，像你们接手病人从一点点，好像接触慢性的死亡这么一个过程？
    
    李晓光：是这样，就是说它这个病是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这种病程通常不是，发展不是特别快，都是慢慢慢慢发展，所以我们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说在这个缓慢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一些干预的手段，那么延长他的生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这是我们现在做得比较多的工作。
    薛立丹：……如果一个病人他真的什么都不能动，全身各个地方都已经不行的时候，只有脑子是清楚的，这时候就是说他有没有给你们医生提出，能不能让我安乐死，你接触过这样的病人吗？
    李晓光：是有的，这个实际上在国外也好，在国内也好都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因为国内的安乐死还没有完全的合法化，我们当然这样的话，其实我们通常是尊重患者自己的医院，我们医生基本上不参与这些事情。
    
    薛立丹：一般患者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些要求？
    李晓光：通常是伤呼吸肌以后，我会诊过很多病人，包括我网上也有很多病人家属在病人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以后来求救，说这时候怎么办，那通常这时候其实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其实我们的治疗不是说你伤了呼吸肌以后我们去治疗，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甚至连呼吸肌都不能脱。有时候我们给病人一个很残酷的回答，病人说能不能帮我脱呼吸肌，我一般就说你一旦伤了呼吸肌就是治疗的终结，基本上你再用再好的办法也没有什么成效了……基本上对病人来讲，对医生来讲，基本上没有治疗方面的意义了。
    
    薛立丹：上呼吸肌也就是在做最后的一线努力？
    李晓光：嗯，上呼吸肌实际上就是一个机械的靠设备延长生命，但是对他生活的意义到底有多大，或者说他的这种生存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难的伦理学问题。那么在国外，大概我记得不错的话，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非常有名的一个医学杂志登过数篇的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那么英国和荷兰的一些媒体也在这几年当中组织了很多的一些讨论，但是伦理学的问题是众说纷纭，就是每个人的观点都会不一样，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
    
    其实我从93年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那么确实看了几百个这样的病人，那么大部分的病人确实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可能就是从最初的一个，一只手的活动不伶俐，一直到完全的上呼吸肌，全身不能动。那么这个过程呢作为医生来讲，是一个得疾病症状的观察过程，对疾病损害的一个体验的过程，那其实从内心来讲也是很痛苦的，那这也是我们一个现实。
    ……那么其中我早期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一个一个市的，一个城市的纪检委的副书记，当时大概五十岁左右，正是事业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那么最初发现就是签文件的时候手非常费力，别人觉得，也就是每次因为注意他签字，觉得很别扭，那么最后这种慢慢慢慢发展了，就不能签字了，那么更进一步的发展，一直大概三年还是三年多以后，慢慢就得坐轮椅了，这时候他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他的老父亲每次来看病的时候都推着他，那个场景其实让人看了是非常悲惨的。一个五十多岁的一个男性由一个七十多岁的一个老父亲推来看病，那这种感受任何人见了都会觉得很悲惨。
    
    薛立丹：那你现在还记得他当时见你以后说的话吗，第一次？
    李晓光：第一次当然对他来讲，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病情的严重性，那么对医生来讲第一次看病和第二次也不能够完全预测这个病情本身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薛立丹：但是他的眼神，渴望的眼神告诉你他特别想你能够把这个病给他治好。
    李晓光：是这样，通常的话病人都会有这种期望，但是作为医生来讲，我们最初，就是最初怀疑或者诊断这个病人的时候，一般就是从技术上也不会说告诉病人你能够存活多长时间，或者说你以后一定结局是怎么样，无论从道义上讲或者从实际上讲，基本上不会这样直接说，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要求。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病人会从各个渠道对这个病有所了解的时候，那我们会对这个病人整个的发展会相对深入的跟他讨论，那这时候病人会相对容易接受一些。
    
    
     结论五：发现了两家系的基因，为攻克世界级难题初步找到了途径。
    问题五：成为了一代名医的他对患者始终情有独衷，心有笃用，他依然坚定守望着他的视野。
    
    
     薛立丹：现在你在中国的协和医院成为一名医生，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你觉得自己也很幸运吗？
    李晓光：我是很幸运，我幸运得益于我所遇到的许多的优秀的老师，……那么我到北京以后，我很幸运地可以说我很主动的，我执着的去考我博士的这个导师，就是郭医朴教授，他是我们国家著名的神经病理学家，神经病学家，是我们协和医院神经科的老主任，是我们国家前任的我们中华神经科杂志的主编，做了很多年，也是我们现在科里面神经科临床，做一些疑难病，我们主要的决策者之一，是这样的。
    
    那么他的这种敬业的精神时时都在鼓励我，当然我在日常的工作中也是经常受到他的教育，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像崔丁英教授，她是我们现在我们科的行政主任，她也是我们国家中华医学会神经科分会的副主任，也是非常的一个教授，那么在他们，他和郭教授的帮助下我也作出了许多的我自己认为非常满意的工作，这个和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那么我们科里也是有很多的优秀的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前辈，有很多优秀的同事，其实大家是互相学习互相促进的过程，其实对我自己的促进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因为来自于一个西北的一个省级的医学院的毕业生，那么虽然我在协和上的博士，但是面对很多科里面很多都是从国外回来的，或者直接上大学回来的，或者是国内的一些知名的大院校来的，其实压力很大的，但是我能现在跟他们一块共事，或者我们做的一些工作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我觉得也是个非常有成就的一个事情。
    
    
     结论六：香港取得了学业医道的双进展。
    问题六：如何做一名良医，一个合格的守望者？
    
    
     薛立丹：你当时从研究生，你当时工作了以后有一段时间要去香港工作，在香港也工作了一段时间，你觉得咱们内地和香港比较起来，医生有什么不一样的？
    李晓光：体制完全不一样，我去香港之前，也就是主治医生，那么我们主治医生我们翻译叫（英文），在香港叫（英文），那么当然待遇方面肯定是天壤之别了。
    薛立丹：待遇差多大，能告诉我吗？
    李晓光：十倍到二十倍。
    薛立丹：就是说你从这，如果我们一个医生他的收入是四千，那么在香港他的收入就是四万是吗？
    李晓光：四万以上，八九万。
    薛立丹：至少是四万以上？
    李晓光：嗯，对，这是差别的，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
    薛立丹：在收入方面，然后在工作方面呢？
    李晓光：在工作方面，我当是在香港的马尼，就是香港大学，那么香港大学它应该是香港最好的学校，那么它的研究方面，临床方面也都是在亚洲是非常先进的，香港的医生都非常敬业，研究工作也做得比较前，比较先进，用的手段，因为他们条件好，做的这个研究也都比较先进，所以我在那呆第一年是医院派去做访问学者。
    
    那么待了一年以后，我们当时就在这一年当中我非常走运，我从普通的一个临床医生学了很多先进的，除了临床的知识之外，做了一些研究工作，我当时就刻录出一段基因片断，那这是在98年的时候，98年我们就登到美国的基因库里面，登载了，当时整个实验室都非常高兴，也因此拿到了香港政府几十万的科研基金，当然后面的工作是别人做的，但是科隆这段基因是我做的。
    
    薛立丹：你在香港待了两次，加起来时间也挺长的，你觉得香港对于一个医生来说，那的条件也比较好，收入也比较高，为什么你不留在那，又回来了呢？
    李晓光：因为是这样，我是医院派过去的，说好是一年，一年就会来了，我第二次其实是聘任去的，聘任去因为我们第一次的一个研究计划，我刚才说了又拿到香港政府的资助，这计划要完成，那么我因为是在第一段的研究当中做得比较好的工作，所以在第二段，我当时在香港的合作者就希望我一块去做，其实给我的聘期是非常长的，当然我自己觉得一年就足以了。因为这个工作无休止的，你要做多少年都可以，他也有资金的资助，但是对于我来讲，实际上第二次去是义务，因为我第一次开了这个头，那么钱又申请到了，那么第二次就是说把这个事情给大家，给下面做的人交接，实际上起交接的作用。 薛立丹：那你觉得在香港作为一个医生工作起来和咱们在内地作为医生工作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个感觉非常敬业，一般香港上班是九点作业，但大部分，应该是百分之六七十的香港人都是九点以后上班的，在学校像我们有一段时间作实验室那可以十点钟，但是走得很晚，医生基本都是八点以前，敬业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去的时候。
    
    再一个就是说他们对病人的态度非常的友好，就是大家都是朋友一样，因为他们的工作量相对少，因为真正说排到号，因为体制不一样，不像咱们现在在国内，我挂个号就可以看到教授，在香港是不可以的，香港只是你去了以后看的就是一般的医生，只有经过一般医生介绍或者转诊才能看到教授，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教授，像我们这个年纪如果在香港的话，可能更多时间处理一些疑难的问题，不会说我什么病都看，这个可能和国内现在的情况不一样。
    
    薛立丹：现在很多病人对医生有抱怨的，觉得一些医生，首先名医的号不好挂，其次这些病人真正接触到医生的时候，他又觉得医生对自己不是很有耐心的去解答这些病，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晓光：这个问题其实是挺复杂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国内的一种医疗的资源分布得不合理，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说，虽然是协和医院，难道我们看到的病人并不完全都是疑难杂症，有些很多很容易在基层能够处理的，但是因为病人对当地医院不信任，就跑到协和医院来了。
    
    ……对病人也未必是好事，因为你到北京来，无论旅行的费用，家人陪伴的费用，其实都是不低的。那么你到协和医院来，处理上又和当地没有什么更特殊的，其实是对来就诊的患者也不是一个很理智的选择。
    薛立丹：那你面对不理解的病人的时候，你是怎么对他们的？
    李晓光：其实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不理解医生的患者。
    
    医生，我前面说了医生只是一个医学的观察者，是一个医疗服务的提供者，那么主体其实还是病人自己。那么他来他有病，那你给他最大的益处就是你提供他正确的诊断，科学的治疗，这是你能做到的。你不可能给病人提供现代医学本身就无法解决的一些绝症，你不可能给他提供。但是现在往往的问题说患者我得了这个病了，我花了一定的钱，我就要把这个病治好，所以我们经常在门诊上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说大夫这个病三万块钱能不能治好，或者两千块钱能不能治好，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无论是舆论宣传也好，是我们国家本身对医疗资源的或者对医学本身的不了解有关系，因为有些病不治之症，治不了，就是不治之症，治不好，世界范围都治疗不了。
    主持人：跟钱没有关系的？
    李晓光：跟钱根本就没有关系，可能这个病也许两百块钱就能治疗，那我们经常也会遇到一些病人，大老远的花了几千钱坐飞机，打得过来，结果实际上我们开的药也就几十块钱的药，有的人很不理解，说跑很远来了，结果这个教授就给我开了几十块钱的药，我光路费都花了几千。
    
    其实他这个病就是几十块钱治疗的病，这个跟你花多少钱治什么病根本没关系。
    薛立丹：那你遇到像不理解的病人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
    李晓光：就看他得的是什么病，一般遇到的都是说得了比较疑难的病，觉得医生没给他治好，这时候他不只跑了一个医院，但通常都是医生没有把这个病本身讲得很清楚，因为我是运动神经元病，通常我们很多运动神经元病的病人都会说当地大夫没给他治好，到协和医院来让你治好。那我首先就会给病人讲这个病本身的特点，因为他本身就不是一个治愈的病，你不可能跑协和医院来，你跑到美国哈佛去，都不会说这个病有个什么神药，给你治好，不可能的，因为医学的局限就在这。
    
    有许多的病我们是治不了的，但是治不了不等于没有治，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我们治愈不了这个病，但我们可以减缓病情的发展，减少这个疾病本身给你带来的痛苦，提高你自己的生活质量，提高患病以后的生活质量，这是医生能做到的。
    
    薛立丹：如果让你在名医和良医之间作一个选择，你愿意做怎么样的医生呢？
    李晓光：是这样，对我来讲的话，我首先要做良医，然后再去考虑做名医，我觉得做名医不是一个职务的事情，或者说不是一个完全的贬义词，那如果能做到有名，做到被大认可，那大家都来去找我看病，那我也是非常有成就感。
    
    薛立丹：在很多人的眼里，说医生这个职业他是上帝也是魔鬼，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李晓光：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说有些也是医生对这个定位的这种。
    
    李晓光：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有些，可能跟我们观念有关系，有些医生就是自己定位我觉得有问题，比如说愿意说打保票的话，愿意把自己摆得高高在上，觉得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不承认医学的局限性。
    
    
     结论七：维护是李晓光每天必做的工作。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对生命的守望，也对医生精神世界的打理。
    问题七：他的网站点击率仍在提高，运动神经元疾病，相信有一天终会从绝症的行列中擦除……
    
    
     薛立丹：如果现在有机会能够报答自己的家乡兰州，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李晓光：是这样的，我经常回兰州的，那么我和兰州的各家医院的一些神经科的主任都是比较熟的，包括解放军总医院，包括兰医一院二院都是比较熟的。我还曾经帮兰集培养一个硕士生，在我们科里面做课题，都是比较密切的联系着。
    
    薛立丹：尽自己所能？
    李晓光：是的，我希望就是说那么在兰州的同行有什么，尤其是神经科方面我做的研究的方面有什么需要的，我肯定是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家乡的父老。
    薛立丹：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