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人物访谈——我从陇上走过（三）

中国西部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甘肃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这里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从黄河之滨到敦煌莫高窟，从嘉峪关长城到伏羲褂台山，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人文景观，甘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甘肃又是一片饱经沧桑的土地，富饶与贫困交织出文明的断层。多少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开发甘肃发展甘肃默默耕耘着，并为之付出青春，汗水乃至毕生精力。甘肃也正一步一步从苍凉走向繁荣。在西部大开发历史机遇下，注目甘肃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构筑与观众互相交流的平台，感悟甘肃情怀，形成强烈而广泛的共鸣是本栏目所追求的目标。
    读者网站与甘肃卫视联合推出这档栏目的电子版，也是基于这一共同的目的与构想。希望通过我们携手努力，为甘肃的繁荣和昌盛，为西部大开发做出新的贡献。
    
    
     节目制片人·主持人 薛立丹
    本期嘉宾·李重庵
    
    
    
    从农场工人到大学教授，从科研专家到政坛高官，李重庵曾经的甘肃省副省长，为您讲述他的多彩人生。2003年以前李重庵怎么也想不到如今要经常去全国人大讨论立法。此前他做过农场工人，大学教授还担任过副省长，但对法律工作却非常陌生。
    
    薛立丹：那您当时知道自己要到这儿去的时候，心里有没有底啊。
    民盟中央副主席李重庵：心里没底，我心想我这一下子要同时适应两个到三个新的工作。一个是民盟中央的副主席，一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主要参加讨论立法，一个是法律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这个是法律委员会。是统一审议各个法律的。每一个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制订修改的法律，都由法律委员会统一审理。这个工作很重要。任务也很重，所以我都得从头学。
    
    
    解说：对于这样的挑战，李重庵并不陌生，几十年来他就是在不断地角色转换中，迎接了一个又一个挑战，而走到今天，1944年他出生在父母逃难的路上，此后的日盛旅途也一直波澜起伏。李重庵原籍河南，6岁时他随教书的父母来到了兰州，从此扎根这片土地近半个世纪。
    
    薛立丹：您当年6岁的时候去的甘肃，您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对甘肃还有印象吗？
    李重庵：如果现在说故乡的话，我第一个反应，我的印象最深的还是甘肃，所以我觉得我甘肃的情结还是很深很强。那个时候我住在十里店，要是进城的话怎么办呢，一个是坐羊皮筏子。
    
    薛立丹：刚开始坐那上面怕不怕？从黄河上面？
    李重庵：刚开始当然害怕，后来慢慢知道了，怎么安全。一般人想坐在水边上心里害怕，就坐到最中间，其实最中间是最不安全的。一翻了以后把他扣在中间了，你头抬不起来就得淹死，你坐在边上就是翻了，羊皮筏子它沉不下去，你只要抓住它头伸出水面就没有问题。
    
    解说：1962年，李重庵以甘肃省高考状元的好成绩，考取北京大学数力系。六年后毕业，这位北大高材生，怀揣着做一名科学家的梦想，然而没想到的是，他遭遇的却是冰冷无情的现实。
    
    李重庵：正是在这个文革中间，当时我父母亲还在牛棚里，然后分配的方案呢，一届不如一届，那么当时我这种情况在同学里面，政治条件是非常差的。所以只能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了甘肃省毕业生办公室报到以后呢，我们就都到安西县疏勒河戈壁滩上，一个解放军农场，说是农场，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人烟的戈壁滩，在这个戈壁滩上解放军才办农场、才开荒、才修渠、才要种地。就在这个地方锻炼了，劳动了一年多。
    
    
    
    
    薛立丹：那您当时到那个农场之后，因为当时在北大条件还相对可以一点，到那以后适应吗？
    李重庵：可能是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这老天爷。前一天晚上到那儿，第二天早上在操场站队，风刮起来以后觉得所有多少层的衣服都刮透了，就好像你穿了一件单衣服一样。真是冷到这种程度，有一次夜里站岗，我觉得今天怎么这么冷啊，我想看看多少度，酒精温度计已经冻住了。酒精的冰点是零下40度，真冷。
    
    薛立丹：当年您读了六年的大学，又是在中国这么好的一个大学里面，后来分到那么艰苦的地方，而且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内心有没有失落感？
    李重庵：失落感肯定是有，但是你们不太理解，当时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文化大革命已经就乱了套，很多不理解的事情都发生了。
    
    薛立丹：当时您在农场呆了一年三个月的时间，那个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是当时农场的条件非常艰苦，它的自然环境也非常恶劣，那段时间您觉得对您，现在回想起来，给您了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李重庵：我们这代人呢，像到农场去是一个典型的经历。应该说我们经受了折腾，也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呢，它也给我一些财富，就是说以后再碰到艰苦的条件，生活和工作条件，无非就这样嘛，那么对我们以后呢，适应一些新的工作都还是有帮助的。当然我还有一个收获呢，就是在农场认识了一位女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解说：那时的李重庵对未来并没有多高的期望，甚至被告知有可能就这样当一辈子农场工人，幸运的是一年多后，他被调离了农场，尽管下一份工作他并不喜欢，但实际上他的人生正是从此慢慢走上正规。
    李重庵：分到兰州炼油厂，到兰州炼油厂以后呢，我们就背着背包，我们有八个同学，背着背包到那厂部一报到以后呢，背包还没有解开，人家就说给你们八个都分到兰州炼油厂子弟中学，所以我们又继续背着背包到了兰炼中学。
    
    薛立丹：当时到了兰炼中学之后啊，您想其实它跟您学的专业也不相同，和您过去所接触的东西都不太一样？您当时愿意去吗？
    李重庵：这个实事求是讲，我当时不喜欢这个工作。我就是想搞科研，不想当教师，特别是不想当中学教师，觉得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研究。
    
    薛立丹：就是您的兴趣点都不在那儿啊？
    李重庵：但是我一进入到这个角色以后吧，我就不由自主想把它做好，我为什么喜欢教物理教这些课，我可以想办法把这样一些物理的定理、知识啊，用一些比方可以说得比较生动，这孩子们他就喜欢听。就能学得进去，把一些公式他就能够理解。所以我觉得后来同学们和老师们，都还是很认可我这个教学，所以在那里当中学教师呢，我已经开始对这个工作有兴趣有感情了。
    
    解说：两年多之后，已经习惯了教书的李重庵，调到兰州铁道学院担任助教讲师，后来又留学美国，专攻复合材料力学，1983年学成归国，他终于要实践他的科研梦想了，可意想不到的是等待着他的却是一个新的困难。
    
    李重庵：回来以后呢，我所在的兰州铁道学院它是铁道部的学校，我就很热情的满怀希望，就跑到铁道部的科技司跟他讲，我学了两年的复合材料，那么看看铁道部这方面有什么课题啊，很快人家就讲复合材料这是一个先进的材料，我们现在根本就不搞研究，以后人家航天航空这些都用了，成熟了以后我们再用，所以没有给你做的题目。
    
    解说：李重庵是搞理论研究的科学家，没有材料研究理论就是无米之炊。
    
    薛立丹：那您当时回国之后呢？咱们国内在你研究的这个领域啊，很多材料都是非常缺乏的？那您当时觉得对您继续研究下去，是不是一种缺憾呢？
    李重庵：后来我想我学的这些不能白学啊，我还是很愿意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后来我就想我就做材料，做出材料以后呢，这里面就会有力学的问题，所以后面就有开始做一些材料。后来我就把有一种材料，我就想办法把它拉成纤维，但是呢，这个材料它要么就像水一样，要么是冰，你把它烧化以后呢，它变成水，它就很难有中间那种玻璃溶液那种黏黏糊糊，你还可以抽成丝这样的一个状态，几个月都搞不出来。我还记得那天夜里也是我一个人在实验室里面，你让材料它熔化刚好在这样一个点，它能够拉下来，然后还要绕在这个上面，也是失败了很多次，结果有一次绕过以后呢，我就用光反射的能看到在转盘上，慢慢有一个发亮的带，这就是纤维。就是很细很细的玻璃纤维缠上去。
    
    薛立丹：您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
    李重庵：非常非常高兴。这几个时刻可能是我这一生里面，特别是搞业务，最高兴的时候。心里最痛快的时候。
    
    解说：20年磨难终于收获硕果步入政坛，又遭水土不服，听李重庵继续讲述他的多彩人生。无心插柳柳成荫，学理论出生的李重庵，就这样成了开发新型材料的专家，他在学校和学术界的地位都在攀升。而正当他进入科研成果丰收期时，上级将他调离兰州铁道学院担任甘肃省教委副主任，突然步入政坛，这让搞了20多年教学科研工作的李重庵，有些措手不及。
    
    薛立丹：您当时把学科点建起来了，而且当时也是从事着你自己非常喜爱的一种职业，但是在这个时候您的人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让您去从政？
    李重庵：刚开始呢，还没有到政府，在学校里面先担任一些学校的管理工作，我现在还回想起来，第一天我坐在（兰州铁道学院）副院长的办公室里头，我就不知道要干什么，如果人家来找我以后，我怎么办？ 也没人教你。那这种情况呢，后来我这一辈子里头经历过多次了。
    
    薛立丹：当让您从学院里面出来，到政府去工作的时候，这次可能角色的转变比较大？
    李重庵：从学校到政府机关，它的工作性质、程序、习惯包括一些潜规则都不一样。原来在学校里面做一个教授，你可以很自由谈你的想法，到了政府以后呢，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第一呢你作为行政领导负责制，你得要负起责任来，所以你说话不能随便说。
    李重庵：同时程序也不一样，原来一个学校面比较小，很多事我都心里清楚，我知道这个事应该怎么办？到政府了，你涉及的面大了，有些办法，有一些事情，有一些工作在这个学校可以，在那个学校不一定。可能在少数学校可以，多数学校不行，你这个就要很好地调查研究，很好地商量，大家研究。这个程序也不一样。
    
    薛立丹：那您觉得自己在这种转变里面，内心需要克服的是什么呢？
    李重庵：任何一个新的工作，我现在回想起来以后，你介入进去以后吧，也觉得这个工作它都是有它的兴趣，都有它的规律，这里面也有研究的东西，你要收集资料你要做分析，然后你要得出来几条结论，然后这个结论怎么来用到工作上，这和当时搞科研也差不多，所以慢慢也会有兴趣的。
    
    解说：1998年李重庵的人生又跨越了一大步，他当选为甘肃省副省长，这一年是他离开农场的第28个年头。
    
    薛立丹：后来又让您成为一个副省长这么一个职务的时候，您自己觉得这一个一个这样角色的转换，对您来说内心的这种挑战多吗？
    李重庵：1998年元月份，（甘肃）省人大选举以后，当了副省长，这个应该是对我工作一个最大的挑战，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你肩负着2000多万人的嘱托，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如果做不好，那造成的损失不行的，所以当时这个压力还是很大的。
    
    薛立丹：那您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呢？
    李重庵：什么工作你只要下工夫，认真去做，你总能够进入角色，总能把它掌握，总能把它干好的。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慢慢过来的。
    
    薛立丹：那您当时当了副省长之后，您对甘肃全省86个县，您几乎都去了？
    李重庵：全省86个县市区我几乎都走遍了。在当副省长这五年，我的汽车跑了15万公里，虽然我是分管文教，我下乡看的学校比较多，但是我到农村我一定要到当地的村子里面看一看，一定要走几户农户看一看，为什么呢？第一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结，有这个感情，总想看看，看看这甘肃的老乡，乡亲生活怎么样了。还有一个和我工作有关系的问题，你这个学校办的怎么样，对教育有什么要求，你去问谁？你应该从农民的，他的生活，工作和他们的一些感觉，从他们这儿来看。
    
    薛立丹：这五年的时间您现在回想起来，当副省长那段时间，最让您欣慰的事情是时间？
    李重庵：我觉得我最欣慰的是这五年我看到了甘肃教育这个发展很快，对比呀，反差比较大，进步还是很快的，我刚开始看了一些学校，是很困难的。那个让人看了是要心酸要掉泪的，我现在还记得，比如说有一个学校，教室里面土台子就是课桌，然后几个孩子挤在一块儿，他连个凳子都没有，有的孩子是跪在地上的，趴在这个土台子上，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所以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进步我是觉得最高兴的事情之一，而且这件事情它不光说这些孩子们有了一个好的上学的条件了，这一代人他长大以后就会不一样。
    
    解说：2002年12月李重庵离开了甘肃这片故土来到北京，就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接着又接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政委员，这又是全新的角色。
    
    薛立丹：在您一生的工作当中，转换了不同的角色，而且每次这种角色的转换啊，都是一个大的挑战？都是跨行业，跨部门，或者说最后跨专业，都挺大的？
    李重庵：心态要摆好。一方面你要知道自己是一个新手要好好学，另外一方面你还要，我能把它做好，我经过一段时间学习适应，我能把它做好。你要一点信心都没有也不行。第三就是你得一件事一件事做。然后这一件一件事做的过程中间一点一点的学。
    
    薛立丹：您现在回想在甘肃那么多年，甘肃它给予了人身上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呢？
    李重庵：首先在甘肃这样一个环境下面生活和工作，就养成了我一个就是碰到艰苦的生活工作条件，我能挺过来，第二在甘肃这几十年，我对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基层的情况，我有所了解。我积累了这方面的知识，我对这个国家基层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基层的群众的情况，我有了解。第三呢，我对这片土地对这些人民，有了这个了解，有了多年以来一块摸爬滚打的这个经历，就形成了一个很深厚的感情，很自然的感情，亲近感。甘肃这几十年的工作经历，我从一个大学刚毕业不懂事的一个年轻人，到最后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合格的科研工作者，一个合格的政府工作人员，到现在做党派人大这些工作，这个经历和历练呢，应该说甘肃培养了我锻炼了我，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现在不管给我分派的一些新的工作，我能想办法把它去做好。我觉得这都是甘肃给我的，这样一些非常宝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