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斯皮尔伯格

    
    
    　　 传奇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经历了38年的“学习”之后，终于大学毕业了。
    
    
    　　 大学一读就是38年，未成学士先成荣誉博士
    
    　　1965年，19岁的斯皮尔伯格考入加州大学长滩分校，攻读电影及电子艺术专业。入学三年后，他就借着一部名为《阿姆伯林》的短片，取得了一份好莱坞制片公司的长期合约。于是他决定离开大学，发展他的电影事业。
    
    
    　　离开校园之后，这位知名导演对于未完成的学业仍然念念不忘。虽然没有回到学校上课，但他仍以写报告、私下与教授讨论等方式，慢慢把该修的学分补足。于是，在事隔38年之后，斯皮尔伯格的学习生涯终于接近了尾声，顺利拿到了学士学位，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长的“后期制作”。
    
    
    　　很多人都在怀疑他努力取得这个学位的意义，因为斯皮尔伯格早在1975年就因拍摄电影《大白鲨》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由于电影太逼真，令当年加州的泳客大减。其后的《第三类接触》《夺宝奇兵》《E.T.外星人》等，都是极卖座的电影，可这些电影中哪一部的票房是因为大学学位而得到保证的呢？更有趣的是在他38年后回学校修读的课程中，有不少都是以他拍摄的电影为例子，而他也以自己导演的曾获奥斯卡奖的《辛德勒名单》通过了大学里最后的电影拍摄考试。
    
    
    　　斯皮尔伯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在拖了这么多年后仍想把大学念完的主要原因，是要感谢当初父母给他受教育的机会，使他因此有了如今的事业；此外，他也想给家族里的年轻一代做个榜样，让他们知道完成大学教育的重要性，“我只希望他们别像我念这么久”。大学毕业不一定和成功划等号，但大学学历在今天不仅是一些工作的基本要求，其实还应该是一个人生目标。大学教育能拓宽一个人的视野，训练分析与独立思考的能力。
    
    
    　　无巧不成书，斯皮尔伯格未拿到学士学位就先被授予耶鲁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以《辛德勒名单》和《拯救大兵瑞恩》两夺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斯皮尔伯格，于2003年5月27日获得耶鲁大学荣誉博士学位。这是为了表彰他对全球电影娱乐发展的卓越贡献。有趣的是，斯皮尔伯格的荣誉博士竟比学士学位提早几天拿到。
    
    
    　　斯皮尔伯格所取得的成就和他对待学业的态度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当镜头慢慢拉回几十年前时，我们心中忽然有了一种理解的感动与崇敬。
    
    
    　 　 没有一所大学愿意录取他
    
    　　斯皮尔伯格幼年父母就离异了，这对他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是后来在他的影片中经常出现儿子寻找父亲和孩子失去了家庭的情节的原因。
    
    
    　　作为犹太人，斯皮尔伯格幼时很为自己的出身难堪：“我姥爷经常在我和朋友们一起踢足球时来到球场门口用希伯来语喊我的名字Schmeul。朋友们问：‘那是你的名字吗？谁是那个Schmeul？’我说：‘我不知道，他不是在叫我。’”不管什么人问他，他总说他的名字叫哲曼。他反对他姥姥让他遵守所谓的“犹太教的传统风俗”，但同时，犹太教强调的家庭的价值又使斯皮尔伯格乐于接受。斯皮尔伯格成年后，成了一个信仰犹太教的父亲，有时还像一个信仰犹太教的母亲。虽然他并不热衷于烹饪，却会在家准备好食谱，有时还时不时早起，在拍摄现场为150个人做一顿犹太风味的饭菜。
    
    
    　　斯皮尔伯格年轻时，美国的种族歧视现象还比较严重，医学和法律方面的院校都对犹太学生入校名额有所限制，斯皮尔伯格所在的萨拉托加更是个反犹太活动活跃的地区。在学校大厅里，时常会有小硬币向他飞来。由于在体育馆中经常受到奚落，因此他放弃了所有的运动。他那间在圣诞节时惟一没有灯光的房子，离学校只有几步路，自从在回家的路上受人欺负后，他坚持让家人每天接他回家。这些经历促使斯皮尔伯格主动要求代替黑人导演把阿莉斯·沃克的小说《紫色》拍成电影，他说：“因为我懂希伯来文化，所以我觉得我有资格拍这部片子，我是一个从童年时就强烈地感受到歧视的人。”
    
    
    　　由于受歧视，也由于斯皮尔伯格一向对学校没有兴趣，他的学习成绩从未好过。当他沮丧地以平均分数C的成绩中学毕业时，没有一所专业大学愿意接收他。不上大学就意味着应征入伍去越南。他说：“呆在越南以外的地方，我可以做任何事。”这个愿望正好与他成为导演的志向吻合。21岁前，这种志向就融进了斯皮尔伯格的思想里。
    
    
    　　1963年暑假开始时，斯皮尔伯格请求父亲阿诺德同意他和叔叔一起到洛杉矶郊区的肯若格公园度假。洛杉矶，一座让人想起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的城市，使斯皮尔伯格对直线的感觉大增。建筑历史学家查尔斯·穆斯写道：“多数现代化城市都是高楼大厦，洛杉矶却到处都是驾驶某种玩意儿的体验……甚至在洛杉矶最严肃的建筑区，在某种特定的时间里你所体验的远远超过你所见到的……这座城市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富有戏剧性的感受，就像它的建筑物一样多”。“驾驶”的概念后来成为斯皮尔伯格拍电影的中心点。
    
    
    　　 为躲避去越南，“无奈”上大学
    
    
    　　1963年6月，17岁的斯皮尔伯格怀着敬畏的心情来到环球公司。他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四处了解情况，甚至走进了几个正在制作电视剧的录音室里。他向编辑们炫耀自己拍过的几部电影，问他们可否帮忙看一下。有一位编辑说道：“拿来吧，孩子。”第二天，他带着《火光》和几部片子来了。
    
    
    　　剩下的几天假期里，斯皮尔伯格穿着一身套装，夹着一个空空的公文包开车来到环球公司。
    
    
    　　先在电影学校学习，然后进入这个行业，那只是小说里的一种程序。电影业，至少在好莱坞，它是商业，不是艺术。没人指望那些被“法国新浪潮”、“英国自由电影纪实运动”或被正在纽约和旧金山兴起的自发电影所吸引的电影学校的学生们进入好莱坞。
    
    
    　　1963年夏天一过，斯皮尔伯格回到萨拉托加的中学继续上学。在许多个假期里，他对旧金山展开了长时间的进攻，努力寻找着那个能看他电影的人。所到之处，那些不耐烦的制片人对待他的片子就像对待令人讨厌的瘟疫一样。终于有个人同意放一部分《火光》，斯皮尔伯格给了他最好的胶片。一个星期后，当斯皮尔伯格回来时，这个人却被解雇了，他的办公室已不复存在。一家丰田汽车的经销商占用了原来的办公室……虽然《火光》部分胶片还在，但最主要的内容都丢失了。
    
    
    　　1964年，斯皮尔伯格的命运被决定了。当他在圣荷塞电影院门前排队等着看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奇爱博士》时，他妹妹和父亲拿着一封信开车来找他。这是一份义务服役通知，通知上说：由于缺少学生免征名额，他已被分在某炮兵部队。他还是看了那部电影，尽管他没有心思去好好欣赏它。他不知道此时此刻是应该笑还是应该害怕。“我觉得极有可能去越南，所以我看了两遍那部片子。”战争来去匆匆，但库布里克是永恒的。
    
    
    　　看起来上大学是惟一可能躲过征兵的选择。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把他拒之门外，家里又没钱送他到预科学院去提高学习成绩，因此，家里替他选择了一所位于长滩的比较公正的学院——加利福尼亚州立学院长滩分校。
    
    
    　　 因为没有学历，竞争不过本科生
    
    　　长滩的位置似乎不属于加利福尼亚了。郊区带长廊的平房沿着不规则的海岸线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那昏暗的感觉和乡村气息让斯皮尔伯格想起亚利桑那。
    
    
    　　斯皮尔伯格公正地看待长滩这华而不实的环境就像看待大学教育。他承认，如果应征的事早点儿结束的话，他大概根本不会去上大学。事实也是这样，在长滩的3年里，几乎没有掀起他生命中任何一个波浪。因为这所大学里没有电影课程，所以这个曾在英语课上把小说《红字》变成动漫的人开始主攻英语。他还经常到咖啡屋去工作来挣些零花钱，并制作教学片。如果他能把一个星期的全部课程用两天时间完成，他就可以把其余的时间都花在洛杉矶了。
    
    
    　　获得电影方面知识的机会，就是到好莱坞的影院去看重映的或定期更换的影片。他攒够钱后租了一架16毫米的摄影机并拍了一部片子。在长滩，他共拍了5部片子。他需要的是一个好故事，而拍这种好故事资金是必不可少的。
    
    
    　　与环球公司联系的确是一条最有希望的路。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制片上了。环球公司有几个人见到斯皮尔伯格很高兴，却没有人能给他一份工作。
    
    
    　　如果出身于商人家庭，他早该找到工作了，而他现在只能在环球公司的大门外默默徘徊，寻找关系，寻找担保人，寻找资助人。
    
    
    　　电影厂的图书馆馆长被斯皮尔伯格说晕了，给他写了一个证明，并设法把他介绍给了几位行政官员，但当他拿着用8毫米的小机器拍的作品来的时候，同意见他的几位官员都反悔了。斯皮尔伯格很快就知道了，他正在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毕业生们竞争。
    
    
    　　他很想到拍摄现场去看导演们干活。但他却先后被人从《被撕坏的窗帘》和《战争君主》的拍摄现场轰了出来，当公司负责人兼音乐合成给《被撕坏的窗帘》或一些较次的片子配音时才让斯皮尔伯格坐进场里去，这让斯皮尔伯格产生了一种报复心理。
    
    
    　　一位知名导演注意到了这个脸上长着丘疹、躲在暗影中的男孩儿，他向斯皮尔伯格作了自我介绍。聊天时他问斯皮尔伯格：“你想干什么？”
    
    
    　　“我想当导演。”
    
    
     导演想了想，“OK！”他说，“我每拍完一段，你来告诉我，我什么地方做错了。”
    
    
    　　当导演再次喊“停”时，演员们都走向斯皮尔伯格，“你认为怎么样？我怎样能改进？我演的有什么不对吗？”
    
    
    　　斯皮尔伯格闪烁其词：“这太让人难为情了。别当着这么多人问我，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到边上谈谈呢？”
    
    
    　　正像弗朗克斯·特拉福特说的，“一个导演就是一个回答问题的人”。如果你来到拍摄现场，你就该知道如何对付所发生的一切。几年以后，当斯皮尔伯格干起这行以后，他成了一个技术全面的制片专家，没有他回答不了的问题。
    
    
    　　1967年夏，斯皮尔伯格在环球公司已经很有名气，因此他索性装作就是在这儿工作的样子。那个每天都跟他打招呼的门卫说，他一直把斯皮尔伯格当成了鲁·瓦萨尔曼的儿子。独立制片人的行踪始终来去匆匆。制片厂拥挤的公寓里腾出了几间办公室，斯皮尔伯格找了一间空屋子。他将自己的名字写在环球公司的主要名录中，自我推销说：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在制片方面表现出色。
    
    
    　　斯皮尔伯格并不清楚自己要在环球公司徘徊多长时间，也许两年，也许6个月。就在他觉得不可能在21岁前实现当导演的目标时，梦想反而实现了。
    
    
    　　 21岁义无反顾辍学，终于成了人才
    
    
    　　斯皮尔伯格又回到长滩的大学里，并拍了个短片《阿姆伯林》。讲的是一对在莫哈韦沙漠相遇的年轻恋人的故事，片长只有24分钟。
    
    
    　　1969年，《阿姆伯林》参加了第二届亚特兰大电影节，并获了奖。这部片子的制片人邀请了洛杉矶所有的高级官员到场，但没有人来。幸运的是，公司里几个“级别较低的官员”来看了这个电影。其中一个人还复制了一盘带子带回环球公司，给行政长官西德尼·乔·辛伯格看了。
    
    
    　　一天，辛伯格在电影厂观看一部试映片时，有人找他去长谈了一晚上。那人说：“有一个整天在这里闲逛的男孩儿拍了一个短片，你是不是看看？”
    
    
    　　辛伯格说：“后来我看了那部片子，我认为它棒极了。我喜欢斯皮尔伯格挑选的演员，以及人物的风格和他们在这部影片中表现出来的成熟与热情。我决定让他来见我。”
    
    
    　　斯皮尔伯格终于被发现了。
    
    
    　　著名导演西德尼说：“斯皮尔伯格先生，我喜欢你的电影，你怎么会拍得这么专业呢？你签个合同，开始拍电视剧吧！假如你拍了几部像样的片子，几部像你这次在拍摄场里拍的作品差不多的片子，你就可以去拍电影了。”
    
    
    　　“这虽然不太容易，但听起来可太好了。”斯皮尔伯格犹豫地说：“可我还有一年才大学毕业呢！”
    
    
    　　“你想上大学还是想当导演？”辛伯格问。斯皮尔伯格的正规教育就从那一刻起结束了。
    
    
    　　“我迅速地离开了学校，以至于来不及把冰箱里的东西全部拿走。”斯皮尔伯格说。几年以后，在一个偶然的时刻，他还想起那些留在冰箱里烂掉的鸡、沙拉和三明治。
    
    
    　　几个星期后，他自言自语地说：“我父亲永远不会原谅我离开学校。”
    
    
    　　斯皮尔伯格签署的合同是一份标准的“自愿服务”7年的约定。在约定限制下，斯皮尔伯格把每一分钟都卖给了环球公司。这在商业上被叫做“死亡条约”，只有疯子或有着疯狂野心的人才会签这种合同，而斯皮尔伯格正好两者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