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一面旧城东——纪念胡适之先生

上
    　　谁能写写胡适之先生？海外人士自然不乏其人，如唐德刚兄即是一位绝好的“胡学专家”。台湾也会有之。在大陆，却成了“问题”——日前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百年人物·胡适在1917》专栏来找我，定要讲讲胡适。家人说：他1918年方生，而1917已是新文学运动发轫之年了，胡先生是主要人物——他如何有资格讲胡适之？中央台女士不答应，说如今再找不到与胡适之相识之人了。
    　　我听了不禁一惊——原来已经这样子了，连我都成了能说“开（元）、天（宝）遗事”的“白头宫监”了。这虽有点儿比拟不伦，可是再“伦”些的比拟又往哪部书里去查呢？
     　我写了两三篇小文，谈说胡适之先生，但今日经中央台一邀请，我却真地提起了兴致。在几百瓦的强光巨灯前后“烘烤”之下我讲得不会太“好”（何况气温正在40摄氏度左右）。我再重写一篇“新”文，有何不可？
    　　我对胡适之先生，其实谈不上什么了解与认识，因平生只有一面之缘，鱼雁传书有过六七通；他的著作我只读过两篇考证《红楼梦》的浅显文章。我的“学识”和“水平”，能讲胡先生的什么呢？
    　　但默坐沉思，好像有些可以一说的话——这“可以”包括不妨一说和也想一说的两种意思。
    　　我是一名村镇里的小后生，不想有幸结识了许多的名流硕学，而且都是比我年长的忘年之交。今日回想起来，这么多位之中，还得推胡适之先生为首位。
    　　这理由很多了，并非震于盛名而故献谀颂之俗意。我试举数端，以资品论——
    　　第一，就是他的影响很少有人能比。在海外此情最显：世界上汉学专家除外，一般人对中国文化的“常识”是有两位名人：一个是Confucius（孔夫子），一个就是Dr.HuShih（胡适博士）。他的代表性之大，于此不难想见矣。
    　　还有，我见台湾出版的《胡适全集》，附印有他所获世界各大学赠予的荣誉学位，列
    成一个惊人的长串！我想，古往今来，国际上学位最富的人也算“观止”了吧？
    　　再说，据云他的全部著述多达两千万字。我也不知道人类历史上还有谁的“字数”可以与之并驾而齐驱。
    　　这是中国百年来的文化巨人、伟人中的首位，大概名次不会有异说——比如梁启超、陈寅恪、钱钟书，只怕皆须逊让一筹。
    　　第二，从人品性情而察之，胡先生是一位忠厚长者，君子仁人。
    　　我这样说，有事实依据。
    　　仁者待人，必以宽厚，不苛刻，不猜忌，无自大之态势，有热情之心肠。信任别人，尊重别人。朗爽平易，真诚大度。
    　　我于1947年之秋，发现了《懋斋诗钞》因而得使雪芹的踪迹比先前丰富了很多——此时离胡先生发表《红楼梦考证》已有二十六年之久（1921～1947年），然而他的学术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因于报端见到拙文，立即写信给以响应。
    　　以此为始，通信频繁，讨论切磋。他从赵万里先生处得知我只是燕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和他的学术地位实有“云泥”之隔，但他依然以平等的态度相待，信札的语气一贯客气委婉，真率关切。这儿没有做作的气味。
    　　就是这样的交往关系，我竟冒昧地想借他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四松堂集》两部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这三部书，一经我写信请借，他毫不迟疑地包裹好了，托名教授孙楷第先生带给了我（三部书有先后，不是一次）。
    　　我印象最深的是“甲戌本”的到来和入目，事隔五十多年，其情景仍然历历如在目前。
     那是一天的下午，当时无课，也未到图书馆（一般情形是不在宿舍屋里必到那里），忽闻叩门有声。迎接看时，却是孙楷第先生，样子刚从城里回来，手持一个报纸包，交给我，说：是胡先生捎给你的。
    　　我向他致礼道谢。他说：“没想到你这么用功。”因不肯多坐，告辞而去——我这才急忙来看那个“纸包”。
    　　三层旧报纸（看过的日报）裹着，正面极浓的朱笔字写着我的学校、宿舍、姓名———这三张旧报我保存了多年，家人不知其意义，大约后来给“处理”了，十分可惜。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节目中还想要拍它留影。
    　　打开看时，一个不太大的旧布函（俗呼“书套”），函内四册敝旧的抄本书。
    　　掀开第一页——我不禁惊住了。原来我所见过的那所谓《红楼梦》，都让人大大地“改造”过了！眼前的景象，绝对不是想像力所能揣度得出的。
    　　那黑字写得质朴厚重，似乎老练中又带点儿“稚气”。黑字之外，上下左右，还有数不清的“红字”——朱批满布于眉上行间。纸已微黄，明显已经发脆了，我小心翼翼地翻转叶子（叶，是中国式的双折叶，不是今天的“页”、洋文的page，而该叫leaf）。
    　　急看第一回的正文，入眼的大黑字明白写道是：“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来虽近荒唐，细谙（流行本皆作“按”）深有趣味……”而不是习见的“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的那一段“不像小说”的“闷话”。
    　　细看时，原来那段话本非正文，而是回前的卷头《凡例》中的最末一条。流行的本子是没有了“凡例”，而把这一条拉进了首回，混成了正文的开端。
    　　总之，一切使我惊奇不止，对书发“愣”，久久才从兴奋激动中“醒”过来。
    　　这部书，今日人人皆知，乃是连城之璧，无价之珍（1980年美国的红学大会上才公开露面，大家惊为奇珍异宝；听说携至会上的保险费即高达数万美元）。而在1947年世人未见之珍本，我说了一句话，就慷慨地捎给了我——而且，从此以后，再无一言询及，书是否还用？何时归还……这些情理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无，简直好像是忘了它！
    　　一个不深知的青年学生，他竟然如此信任，我想世上未必还有第二例。
    　　也许有人会说：他当时并不重视此书，故视之淡然。是这样子吗？反面的证据可以举出两点：第一是他告诉我说此书将来要献给公家。第二是他在北平解放前夕离开北平时只携带两部书，其中一部即是《甲戌本石头记》古抄。说他未加重视，显然不是事实了。
    　　然后，讲讲他的热情关切学术研究和青年学子的事业。我也可以举出亲历的事例。
    　　当我见到了“甲戌本”之后，感触实在太深了，就写信说（只记得大意）：您得到此本之后，写了《考证》，未对它再做研究，迄今已有二十几年。观此雪芹原本真相，被后人变动篡改得太厉害了，亟应校订出一部新版来，恢复雪芹的本来面目，此为一件大事。
     　此原是我向他建议之意。
    　　很快接到了回信，他对建议表示出兴趣和支持：（大意说）这是个异常繁重的巨大工程，所以无人敢于承担；你如愿意做这件事，我可以提供书籍（指可资校订的版本）。
    　　这就是说，他的身份地位，已不容他去做这种浩繁而琐细的校勘工作了，他将我之建议转而让给了我，并附以热情的支持。——这种支持也并非空头话，后来果然又借给我大字“有正本”——当时已十分难得。书上印有“胡适的书”四字白话印（这也是他的创例）。
    　　后来赵万里先生主动介绍，引我到东城王府大街北口东厂胡同一号去拜会胡先生。事后他的信中除答我之话外，并言说到见我身体不甚强壮，嘱我不要太用功，要注意健康。
    　　这一切，都可以表明他对青年人的一种真诚的关心与扶持。
    　　由这儿也就可以窥见我的历程：开头发现《懋斋诗钞》是曹学，而由“甲戌”、“有正”二本（加上后得的“庚辰本”）才是进入红学的真开端。饮水思源，岂有不念之理？人家批我是“胡适派”，当时害怕，想讳言或否认，如今再思，也够可笑可愧了。
    　　次后再讲讲他的仁厚高风。
    　　诗曰：
    　　肯将秘籍付何人，
    　　不问行踪意至真。
    　　谁似先生能信我，
    　　书生道义更堪珍。
    　　
     下
    　　“文似看（kān）山不喜平”。平铺直叙最是索然而乏味、昏昏以催眠了。但我行文至此，真不知怎样才是“起伏顿挫”、“跌宕生姿”了——这实在不是“梦笔生花”的事情。
    　　写胡先生的大度，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而观其大略，并非“单文孤证”可比。
    　　从一开始，讨论新发现的《懋斋诗钞》内所表示的雪芹生卒年问题，胡先生只同意拙见的一半（卒年），而不赞成拙说之生年“雍正二年”说，理由是若生得那么晚，“就赶不上繁华了”。我即与之辩论，若依他的假设将生年提前五年（即康熙朝之末），那时曹家已十分不幸，父子相继病亡，过继一个幼侄勉支门户，两世孤孀，家口零落，生计艰难——哪儿还有什么“繁华”可赶？
    　　适之先生不肯接受此言，而且后来连他表过同意的卒年（乾隆癸未）也撤销了（仍主卒于壬午）。当时我少年“气盛”，说话莽撞，但他并未介意，依然和蔼“对话”。
    　　更有严重者，是我在文稿中讥讽了他的“白话文”的主张，批评他赞赏“程乙本”。这回措词更是太欠委婉，态度太不平和了。他的反应是只将这一页用紫色笔打了“×”，加了一句批语，将稿寄还给我。此后也并无芥蒂的迹象可寻。
    　　再讲一层更为麻烦的“关系”。拙著《红楼梦新证》创始于1947年，主体完成于1948年，稿内涉及胡适名字之处，原是一概敬称先生，亦无不恭之词。学术见解略有分歧，从未触伤交谊情分。但到正式印制成书时，已是1953年之9月，这其间已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革命变化。主编者当然要把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关，就将稿内的敬称删净，建议加强对他的批评批判之词。
    　　其实，我想和胡适“划清界限”只用这点儿办法是不灵的——后来的运动中，“与胡适的关系”成为我所生地村镇中的一桩特大政治案件，家兄祜昌因与我合作校勘真本《红楼梦》遭人“告密”，说是写作“反动的书”，与胡适有“政治关系”，以致被三次抄家，书籍稿件片纸无存，并且最后“扫地出门”了！
    　　与此成为“遥映”的情景发生在当时的“海外”。据后来传悉：台湾有一位人士，买了一部《新证》送给胡先生，意在“挑逗”——让他看“周某批胡”的地方，惹他的恼怒。谁知，胡先生读了此书，大加称赞，却要他再为代购几部，以便分赠友人。他说：此书虽有“可以批评之处”，却是一部好书。并云：撰者的治学功力，令人佩服；是他的“一个好学生”。（这句话，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节目邀我讲《红》时，曾于映出胡适相片时特以醒目字迹映出。）
    　　再据我后来所见，他文章中叙及戚蓼生时，完全是采用了拙著中《戚蓼生考》的研究收获。
    　　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他是有仁者之心的厚道人，不计较那些历史造成的琐末细故。
     若是一个计较鸡虫得失、惟恐失一毫毛的气量狭小的卑流人物，就会“怀恨在心”，找个什么“机会”也要施以报复之计，方为称怀快意。
    　　从这一点，我可以进而说明一点：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称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惟有胡适之能够得上一个“大”字。
    　　这个“大”，就是中华文化上讲的那个“博大精深”的大。这是个“形而上”的命题，并不同于图表数据——需要体会感悟，而不是“计算”。
    　　我确以为，百年以来，与胡先生同世的名流学者，都还于这个“大”上难与相比。多数是专精于一科一门，兢兢自守，门庭不广，抱负有限，成就表现也显得区域广狭远远不同。
    　　也许我的估量偏高了吧？但我还是希望中国学者，应该有此“大”者才行。
    　　本文的标题是出于1987年胡适之先生百年诞辰时我做的一首七律，其时我正在北美，周策纵先生要到台湾去参加纪念大会，便将此诗携去（后来《传记文学》曾有刊载）。记得那是1948年的某日，由赵万里先生的引介，我到东厂胡同一号胡府上去拜会他。平生一面之缘，至今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记忆。当我第二次再造府门时，启扉迎客的是他的长公子，口称家父事忙，已不及接谈——我是专程送还“甲戌本”的，便将书函交付他手，作辞拱手而别。
    　　我与胡适之先生的缘分，至此告一段落。
    　　诗曰：
    　　平生一面旧城东，
    　　宿草离离百载风。
    　　长念有容方谓大，
    　　至今多士尚研《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