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死因之谜

    
    
    
    
    
    
    
    
    　　 弹伤遗祸根
    　　缘由得从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说起。当全体中央委员在中央党部礼堂前摄影留念之时，一个混在记者队伍中的刺客突然站出身来，向坐在前排中间的汪精卫连开数枪。汪的脸颊和前臂上中了两弹，皆擦皮而过，未成大伤。唯有一粒子弹正好打在汪的脊椎骨间。汪虽然没有丧命，但当时医疗条件有限，要取出这粒弹头也不容易，便让它留在了体内。那么行刺者是谁呢？原来这人本是十九路军的一名班长，名叫孙凤鸣，公开身份是南京《晨报》社记者，后来虽捕杀了一些嫌疑犯，但真正的指挥者华克之，却没有抓到。
    　　1943年秋，侵占华北、华中的大量日军被抗日军民牵制住了，盟军也在中太平洋发动了进攻。东条英机命令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久太郎，要汪精卫于一月之内，在中国“和平区”强征20万壮丁，限令3个月之内，调集100万石大米。要完成这个任务显然是桩难事，汪精卫因此不得不采取拖延手段。
    　　半个月过去了，松井久太郎见汪精卫没有动静，便带着武官犬养健雄亲自赶在南京汪精卫的官邸。当时，汪精卫在楼上卧室内与陈璧君商议征兵征粮之事，闻得总参谋长驾到，便匆匆忙忙下楼迎接。由于他心慌意乱，两腿一软，竟在半楼梯上扎扎实实地摔了一跤，3节曾经枪创的脊椎骨正好擦在楼梯的棱角上。汪惨叫一声，滚到楼梯下，原来的伤口已经撕裂，无法站立，只好挺卧在沙发上。
    　　松井和犬养见状，以为汪是故意拖延，非但不予安慰，反而进一步逼迫。汪忍住剧痛，结结巴巴地说：“兵粮之事，请阁下宽容几日，本府即令各省火速征集就是。”这些似可而不可的话，激起了武官犬养健雄的怒意。犬养生性粗鲁，态度蛮横，只见他“呼”地拔出指挥刀，笔直地擎在眼前。汪见状，以为对方要向他行凶，“啊”的一声，吓出一身冷汗来。其实犬养之举，并非行凶，而是武士道的一种逞威架式。但见他将左手的小指搁在桌沿上，右手挥动指挥刀，“呀”的一声，将自己的小指斩了下来，随即狂吼道：“主席先生的，军令大大的，你违的，当如这指头一般，厮啦厮啦的！”
    　　汪一见血淋淋的指头，不禁又出了一身冷汗，两眼一翻，竟昏了过去。这两身冷汗一出，汪体内的元气早已损伤十之八九，待到醒来，已经躺在日本驻南京的陆军医院里了。
    　　 一帖“败毒散”
    　　把持日本驻南京陆军医院的后藤部队队长、中将医医铃木小荣于1943年12月亲自握刀，替汪破背取弹。弹头取出后，陈璧君破涕为笑。在南京的大小汉奸头目，纷纷到医院表示祝贺。汪自己也强打精神，一连几次发表“卧床演说”。谁知好景不长，手术后，背脊肋部的剧痛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波及腰部颈间。背脊部的疼痛日沉一日，且大小便失禁，弄得病房内外之人，个个皱眉掩鼻。
    　　汪的老婆见灵药不灵，便乞求于中医单方，经其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终于在无锡探悉到一位治骨伤疮毒的名医刘一帖。
    　　刘一帖替汪做了仔细的检查。他发现汪的创口已经平复，只是内侧发烫，脉息细促，便开了两剂退火之药，并出示膏药一张，命贴于背心。
    　　谁知神医果有神术，服药贴膏后的第二天，汪的痛楚竟大大减轻。汪陈夫妇暗自庆幸，即派陈春圃去江城客栈，向住在那里的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他复诊。
    　　刘一贴收下礼物后，随车再往医院。他见汪病痛减轻，便面露喜色地对陈璧君说：“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从小医箱内取出一张同样的膏药交给陈璧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社去了。
    　　汪陈二人本以为这一张“败毒散”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谁知贴后不到三个时辰，汪四肢抽筋，浑身上下痛似鞭笞，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病情恶化，一时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陈春圃去江城客栈接刘一帖到医院会诊。陈春圃气急败坏地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当晚并未回转客栈，眼下四出寻找，已不知去向。陈璧君料到刘一帖在膏药中掺了虎狼之药，才引起如此严重的病变。3日后，有人给汪精卫寄去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黑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
    　　 密信与“指令”
    　　汪精卫病情恶化的消息，立即通过军用电台，传到了东条英机耳里。东条做出决定：让这位“儿皇帝”去日本就医。
    　　1944年3月3日，一架由日本天皇赠给汪精卫的“海鹣”号飞机，载着近乎全瘫痪的汪精卫，从南京飞抵日本名古屋机场，并立即被送进帝国大学医院的一间特设的病房里。
    　　经该院著名内外科大夫的紧急会诊，病情十分清楚，主要是铅毒入骨之故。第一外科部上野博子，立即决定进行第二次开刀，做削骨去毒手术。
    　　这种削骨去毒手术并不复杂，第一流的医生，实不屑做这等手术，于是，刀把子落到一位年轻的副手龟田良宏身上。这龟田大夫早年出生于中国，曾在天津上过两年中学。“七七”事变后，他随父母返回日本，在仙台攻读医学，后来征召在帝大医院任外科医师。此人本来是当时日本年轻一代中的“自由派”，后来在战争歇斯底里的鼓动下，渐渐倒向军国主义一边，对天皇和军部的司令，百依百顺。这回院方命他为汪精卫进行手术，他颇想借此机会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便连夜拟订手术方案。他的未婚妻小笠顺子也在该院当护士，就在龟田埋头拟订手术方案之时，顺子突然来到他的卧室，递给他一封密信。龟田马上将信拆阅，只见上面用端正的汉字写道：
    　　龟田兄：
    　　仙台一别，匆匆又是半载，谅安居无恙。顷悉兄将为汪精卫做削骨手术，殊觉惊讶。盖汪某系我中华国贼，弟恨不得食其肉，饮其血。对此辈恶人，毋有人道可言。兄若念当日同窗之情，宜于方便之际，促其速死。如蒙阴助，没齿难忘。阅后付炉，切记切记。
    　　 弟夏小柏拜托
    　　龟田读了此信，吃惊不小。原来这署名为夏小柏者，是他早年在天津的邻居，后来又是仙台医学院的同窗好友，双双曾立下誓言，要为增进东亚诸国人民的健康与友谊而献身。战争初期，两人还常联系，但近半年来，由于时局紧张，交通车辆均被投入战场，所以虽相距不远，竟无法见面。这回龟田突然接到此信，感到十分为难。顺子见龟田半天不响，便轻轻问道：“夏先生想见你吗？”
    　　龟田愁苦着脸说：“不，他要我为友谊尽力，可我得为天皇尽力呀！咳，我不能拿不人道的办法，去对付一个病人！”
    　　就这样，夏小柏的规劝失败了。手术方案在紧张地制订着。上野博士建议去掉一节胸椎骨，并同时从病人的骨骼上锯下一块骨头来，仿制成胸椎骨移植上去，以消除原来的病骨对神经的压迫。而另一名骨科大夫黑田久雄则提出了第二方案，主张削骨去毒手术后任其自然愈合，而不必植入仿制的胸椎骨。他强调说：“这样做，不仅医后效果好，而且有可能恢复原状。”龟田知道，“自然愈合”是一种试验性的疗法，不适宜于老年人，因此便全力支持“植骨”方案。这样，“仿椎骨植入”的第一方案定下来了。
    　　但在进行手术的前半小时，院方突然通知：此番对汪某的手术必须照第二方案进行。龟田无奈，只好执行。手术就在当天午夜进行。打开背腔后，龟田发现受铅毒感染的3节胸椎骨已经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并严重压迫神经。
    　　到第二天午夜，汪才完全苏醒过来。虽然疼痛有所减轻，但他的躯体和头部已被固定在石膏床上，一点也不能动弹。经过两番手术，汪骨瘦如柴，元气已经丧尽。一星期后，经X光拍照检查，削骨处非但没能自然愈合，反而已经萎缩，但要重做“植骨”手术已经不可能了。龟田大夫不明白，院方为什么临时改变方案，硬要对一个过了60岁的人做“自然愈合”的试验性疗法呢？他带着这个疑问，几次三番地问了他的未婚妻小笠顺子。原来，小笠顺子的父亲是日本军部情报处的一名要员，所有机密情报，他都有副本留在手头。顺子在情人的再三恳求下，终于亮出了一份“军部指令”，龟田接过一看，见上面写着：
    　　上野博士：
    　　陆军117部渡边大佐，因早年枪创复发，患胸椎骨铅毒症，现住东京皇室医院，欲转去你院做自然愈合疗法。为确保削骨去毒手术的成功，限你们于一、二天内，先做一名病理试验，无论何人，均可列为试验对象。注意，这是军部和首相府的最新指令。
    　　1944年3月4日
    　　看到这里，龟田完全明白了.
    　　 精心设骗局
    　　汪精卫既已成为屠夫们手下的试验品，院方当然想在他的3节胸椎骨上捞一点“自然愈合”的效验。但事与愿违，尽管服了大量的激素和钙片，收效却甚微。半月后，经第二次X光透视，那3节做过削骨手术的胸椎骨仍在继续变形。汪的背肩部疼痛重又加剧起来，且形如干尸，彻夜呻吟，只好苟延残喘，卧等其死了。但如何死法，这里还有精彩的一幕。
    　　原来，汪精卫到名古屋就医时，陈璧君虽一起跟到日本，但日方以“加强护理”为名，将陈璧君及其子女安排在离医院较远的西山宾馆里。待汪病势严重之后，院方干脆谢绝陈的探望。陈璧君无奈，只好回南京向另外两个汉奸头目陈公博和周佛海哭诉。经陈公博和周佛海联名向日方陈说情由之后，日方军部才同意陈璧君去医院探视。但院方知道，汪精卫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断了脊梁骨的残废病人，如果让他与陈璧君面对面地交谈，势必将“试验品”情况暴露在世界公众面前，况且汪僵卧在床上，连一点“病情好转”的迹象也没有。为了应付这一难堪的局面，院里的宪特头目串通名医博士，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他们拆去汪的石膏床，搬进一间隔音的病房里，预先给他注射全身性麻醉剂，待药性发作后，让他侧卧在一张倾斜形的病榻上，脸朝内壁，还在他手上放一本法国小说，形如看书消闲一般。
    　　与此同时，陈璧君正好赶到医院。院方用种种理由阻拦她进入病房，只许她在大玻璃窗外向内探望一会，既不能说话，也不能敲窗。这一招，使得这个风云一时的女人十分狼狈。她有苦没处诉，只好又灰溜溜地飞回南京。
    　　经过这一番折腾，汪胸椎骨又一次受到挫伤，不仅胸椎骨随时可能折断，颈椎骨也渐渐变形了。本来尚可勉强坐卧，后来，连头颅的重量也支撑不住了。
    　　那班有帝国医学博士学位的先生们，为了尽到他们所谓的最后一点义务，终于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们用一个特制的钢圈，套住汪的下颌，将他的头颅凌空吊起来，用机械的方法，将头颅与颈椎骨拉直，就象投环自尽一般。
    　　汪自知死期不远，只好任凭帝国博士们的摆布。这样，在病榻上呆了3个月，直到1944年11月11日，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在他主子设下的“绞刑架”上了。
    　　 坟破得诗稿
    　　汪精卫死后，小矶内阁假惺惺地发了讣告，连天皇也说了几句“痛惜”之言。在南京一班汉奸走狗的请求下，日本军部特地用“海鹣”号飞机将汪的尸体运回南京。
    　　经过一番冷冷清清的“悼念”活动之后，11月23日，在日寇军警的严密监视下，汪的尸体被埋葬在梅花山麓。陈璧君自知他的尸体日后难免被人毁棺鞭尸，便亲自布置，在建造墓壳时，将5吨坚硬的碎钢块掺在混凝土里。然后浇灌成厚厚的墓壳。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之后，南京和全国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觉得大煞风景，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只好命南京某部工兵营将汪墓炸毁。工兵们从墓基下打入一条地坑，然后在坑内装上大量炸药。引爆时，只听得一声巨响，泥石飞天，坟壳裂成数块，当有人进坑检查时，发现棺内除汪的一堆朽骨和陈璧君亲手盖上的“魂兮归来”的白幡外，只有一本汪精卫手抄的诗稿，虽已发霉，但字迹还可辨认。稿本中的多数诗作，先都曾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只有最后一首题为《自嘲》的绝命诗，字迹歪歪斜斜，不具年月，料是汪死前之作。诗道：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