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黄昏

在这个世纪的黄昏，历史的浪潮已开始冲刷巨人们留在20世纪政治沙滩上的或深或浅的印迹。对照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首脑大会上和五年前联合国50周年大会特别纪念会上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合影照片，我们就会发现，五年一瞬，那些在20世纪末期叱咤风云的人物纷纷在世纪末的暮色中逐渐隐没他们曾经高大的身影。历史要给新的世纪留下一片洁净的沙滩。
    　　从这些曾经风云一时的巨人们身影的隐没中，我们能窥见些什么？
    　　被民意刺破的欲望皮囊
    　　领袖作为国家和民众利益守望者的象征，如果他们目光所及的仅仅是其自身或局部的利益，如果驱动他们要去手握大权的不是造福民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是权力和地位所带来的荣耀与诱惑，那么这样的巨人不过是权力所鼓荡起的一个个欲望皮囊，其失势之日，也就是其皮囊干瘪之时。
    　　对权力的放纵，对金钱的迷恋，使一度是印尼政坛不倒翁的苏哈托终被民意的锋芒刺破其暴胀的欲望皮囊，在世纪末颓然倒下。30年的总统生涯的辉煌换来一个最终不得不依靠近乎耍赖——称病来延迟审判的下场。时间的公平性在于，它既可以将你雕琢成一个巨人，也会把你剥蚀得渺小不堪；而在一个民主政体的社会中，持续越久的权力不是越牢固，而是越脆弱。
    　　权力不会变，变的只是握权柄的人。权力可能是永恒的，但不会永远掌握在某个人或某些人手中。当权杖在手之时，你可享受随心所欲的优越，而一旦脱手，则会被权杖所伤。这就是权力的法则。
    　　作为领袖，如果民众对他的膜拜（尽管这种膜拜在当代社会越来越少）不是源于对他人格的敬重，而是出于对他手握的权力的畏惧，那么这种权力便可能给他造成骑虎难下的危局。
    　　1998年3月，82岁的皮诺切特含泪把象征智利陆军最高指挥权的权杖和佩剑交出，结束了他65年的军旅生涯和25年的陆军统帅。他的军人统治，创造了拉美的“智利经济奇迹”，也创造了智利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他的铁血统治致使包括大量外国人在内的四千多人被杀。几十年来从未出访的他，刚一迈出国门便被拘留，而西班牙更是要求引渡他接受审判。好不容易回到国内，又被取消了终身豁免权，面临国内众多的指控。这个在智利历史上权倾一时的铁腕人物，尽管早就为自己的后路搭设了一系列权力的台阶，却终不免在耄耋之年成为国际瞩目的“问题老人”，好不凄凉。此公命运的跌宕起伏，令人不得不对神秘的“权力的法则”心生敬畏。
    　　与智利毗邻的秘鲁，其总统藤森于2000年11月19日在日本东京突然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他在意识到不但有下台之虞，还有沦为“阶下囚”之忧时，便主动外出不归。这出闹剧说明，要么是藤森本身有问题而做贼心虚，要么是秘鲁的政治秩序失控。而巴基斯坦前总理谢里夫就无藤森之幸运，先尝牢狱之苦，再受放逐之辱。
    　　当手握的权力已造成骑虎难下的困境时，就说明权力的制约机制存在问题。只要权力绝对化难以遏制，同样题材的政治闹剧就还会在未来演义出更多的版本。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权力与权力之间应该像小孩子玩的“石头、剪子、布”游戏一样能够相互制约。权力与制约之间应该成正比例，权力越大，受到的制约也就越大，可惜这种正比例关系在许多时代和社会中难以实现。
    　　无可遮掩的缺陷
    　　在20世纪的背景下，世纪末的领袖们中很难找到几个在历史的暮色里显得高大伟岸的身影。我们走到了偶像的黄昏时代吗？
    　　现代文明导致了领袖神秘感的崩溃和民众敬畏情绪的消减。这个时代的领袖能更好地彰显优势，却也更易暴露缺陷，正如尼克松所说的现代社会的政治人物都生活在金鱼缸里一样。同时，对这个时代的领袖们来说，大众的双肩已分担了以前需要他们独担的责任和风险，我们已不必靠他们的非凡去消解什么苦难和忧患。历史对他们的选择越来越挑剔，如果你想赢得现代媒体的好感并在历史上留下美名，最好洁身自好，没有污点。
    　　保守的德国人终于将他们信任的目光从那位巨人科尔身上移开。这个对于德意志民族功勋可直追俾斯麦和阿登纳的16年总理，却因在执政期间接受巨额政治捐款，而将昔日辉煌一扫而光。
    　　以色列魏茨曼总统因1988年～1993年任议员和部长期间未曾申报接受的45万美元捐款，而犯有严重的道德过失，虽免于走上审判台，但一世英名就此毁掉，不得不于2000年7月10日辞职。这个从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正如一位中国巨人所说，躲过了真枪实弹的袭击，却最终被糖衣炮弹所击倒。
    　　与科尔相似的是法国总统希拉克。他受到梅里录像带困扰，卷入非法收受政治献金的漩涡中。
    　　克林顿，这个世界上堪称权力最大的人，却也在世纪末被性丑闻搅得狼狈不堪，差点重蹈尼克松的覆辙。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能撬动无论多大的权力的基石。权力是马，法律是缰，不管马的力气多大，总得顺着缰绳的牵引而行。就此而言，美国人应为他们的道德状况而忧伤，为他们国家的法律秩序而自豪。
    　　而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如今所面临的指控不仅仅是一个美人关的问题，还有贪污贿赂，甚至收取绑架者的巨额回扣。如果此传闻确实，那么，埃氏将是一个用民众的生命作为人质而从中获利的国家元首。看来，对于现代的领袖们而言，相对于美人关，更难过的还是金钱关。
    　　在这个政治民主和文化多元的时代，领袖的职能与作用将日益被缩小和限制，他们很难给这个时代打上太深的个人印记。他们被日益逼到了一个更局促的角落。
    　　日渐模糊的面孔
    　　这已不是一个为政治领袖唱颂歌的时代了，就像今天愈来愈成为一个商品的微利时代一样，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幸福的标志之一。当政客们不得不依靠媒体做秀来遮掩缺陷和彰显优势的时候，谁来保证民众的判断力呢？
    　　世纪末的美国总统大选，没有日出前的壮丽，只有难产的尴尬。人与人的差距缩小到只有依靠做秀来分出高低的地步，也难怪美国总统选举会如此激烈。不过，这样的悬念倒可以刺激美国民众对政治日趋淡漠的神经。这样依赖媒体包装出来的巨人，对于民众而言，早已看不清其真实的面孔了。当然，如果有了能有效管理权力运行的机制，权杖落于谁人之手就不那么重要了。
    　　以色列国内的政局如巴以局势一样动荡。以色列总理巴拉克于2000年12月9日宣布辞职，其目的却是以退为进，再次坐上总理的交椅。可谓煞费苦心。
    　　世纪末年的春天，日本首相小渊惠三颓然倒下。从某种意义上说，小渊是被众多焦头烂额的事务纠缠得心力交瘁而死的，进一步说则是被日本这辆政治、经济制度的轮子日趋老化的马车所拖垮的。
    　　尽管说权力使人年轻，但不会永远使人年轻。叶利钦终于在2000年来临之际辞去俄罗斯总统职务。这位满头银丝、步履蹒跚的大块头实在是现实俄罗斯那片土地的最好象征———那么魁梧却又那么虚弱。也许是体会到自己摇晃的身影在国际舞台上对俄罗斯形象的损害，不想以自己的多病之躯给新世纪的俄罗斯带来晦气，这个权力的魔术师终于在世纪之末让位给与自己的衰弱形成鲜明对比的年轻人——普京。
    　　英雄乃不祥之物
    　　需要和平的地方，常常就是英雄的诞生地。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谓的英雄乃不祥之物。在这个时代，和平早已不是一种奢侈，但中东那片战火频仍的土地所缺乏的正是和平。这道20世纪的伤口已注定会在新世纪隐隐作痛。当五年前拉宾总理遇刺亡之时，人们担心拉宾生前所积极推进的中东和平进程会因此夭折。今天，这种担心愈来愈变成一种现实。岁月在战与和的无常变幻中让阿拉法特渐呈老态，现实以一种无情的方式凝固了他在20世纪内建国的梦想，新世纪将怎样延续他的梦想呢？
    　　据说伊拉克的萨达姆也身患重病。这个阿拉伯世界颇受争议的硬汉子也要被世纪末的余波卷走吗？这个可以说是世界上被保护得最严密的领袖人物，在死神面前同样是无可奈何的。这之后的阿拉伯世界是会平静一些，还是会更动荡呢？
    　　20世纪要收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给新的时空涂抹新的色彩。那么，我们有必要夸张地伤感什么吗？
    　　真正的领袖
    　　英雄的出现往往反衬出大众的平庸与渺小。真正伟大的领袖会倡导和开创一个不需要英雄的幸福时代，用提升民众的地位和素质的方式来缩短民众与自身之间的距离。
    　　那位以个人多年的牢狱之苦为自己的同胞赢得永久尊严的老人已淡出世纪舞台。这位名叫曼德拉的老人挺立于非洲这艘巨轮的前端，凝望那片战乱、愚昧、贫苦、饥饿缠身的大陆，为新世纪的非洲政治家树起了一面旗帜。而另一位与曼德拉惺惺相惜的非洲伟人———坦桑尼亚开国总统尼雷尔则于1999年10月14日离世，将自己的生命和辉煌留在了20世纪。曼德拉曾这样赞扬他：“回忆起尼雷尔为非洲大陆争取自由所做的贡献，我们都相形见绌。”
    　　尽管这两位英雄都诞生在灾难深重的非洲大陆，但非洲真正缺少的不是财物与粮食，仍然是这两位老人身上体现出的乐观、坚毅、理性与宽容的精神。
    　　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在于他们在特定时空的行为和选择，这使他们站在了人神之间。而现代技术逐渐打破了偶像的神龛，使他们从人神之间归位到人的行列。
    　　巨人的黄昏
    　　20世纪没有在宏大的叙事中戛然而止。不管我们如何为新世纪欢呼雀跃，历史之轮依然会沿着20世纪的辙印，以其不紧不慢的步履从容向前。20世纪的盖子已然合上，巨人们的功过得失将在未来穷形尽相。
    　　20世纪末成了这些巨人们的黄昏，这是新世纪的一个吉兆。新世纪的荣光将会更均匀地洒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正如一首歌所唱的“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即使没有月亮，也会星光满天。这已不是一个举臂一呼、群起响应的时代，也不是一个需要救世主的时代，我们知晓所谓的伟人与我们之间真实的距离。但我们知道新世纪不是真正伟人的墓地。在新世纪微明的曙光中，我们仍希望在我们视野的地平线上出现一些真正令我们仰视的身影，他们能为这个更加多元化、更加人性化的世界带来和平与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