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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袋马胞
“你有一张包裹单。”我走在小镇的大枫桥上与姓金的公社邮递员打了个照面，他递给了我一张纸头，我接过一看，是黑龙江哈尔滨寄来的。

    　　“终于弄到了！”我十分激动，拿着这张包裹单立即奔向小镇上的邮电所。在邮电所我拿到了用一个龙头细布做的布包后，快步往家里走去。

    　　“妈，我将马胞弄到了！”刚进家门，我就大声地叫着。

    　　母亲听到了我的喊叫，从屋里走出来，带着一点惊喜问：“马胞弄到了，这是真的？”

    　　“真的！你看，有四五斤重，一大包呢！”我举起布包，“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曹建铭给寄来的，就是镇上做糕点的六爷爷的孙子曹建铭！”

    　　“秋毛，你朋友真是好人，真是好人！你得好好谢谢他！”母亲叫着我的小名，脸上终于有了一点笑容，她接过了这布包，向厨房走去。

    　　这是1969年，我下乡第一个年头国庆过后的第十三天，我完成了一桩凝聚着我们一家三代八口人苦苦寻觅而不得的希望之举。

    　　从遥远的黑龙江寄来的这一袋马胞，让一度冷冰冰的家有了一丝暖意。当年68岁的祖母，41岁的母亲，14岁的大妹、12岁的二妹，甚至8岁的大弟、5岁的小弟都因为这一袋马胞的到来而高兴。唯独我46岁的父亲――这一袋马胞的受用者却丝毫没有什么反应，他依然生活在他那自闭的、怨恨而神经质的世界里。

    　　(一)

    　　1968年，文化大革命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每时每刻都有被揪出来进行批斗的“黑六类”。一向与世无争、脚踏实地做事的父亲也被套上了“资方代理人”、“国民党三青团员”、“资产阶级异己分子”等莫须有的帽子，大会批、小会斗，在县城里游街示众、挨打受辱、罚做苦力，终于受不了虐待而精神崩溃了。

    　　那天当我独自一人前往县城父亲供职的单位，准备接父亲回家的时候，父亲躺在一间黑暗的仓库的角落里，发着40℃的高烧，满嘴胡话，呆滞的目光中隐含着恐慌。我叫着“爸，我们回家吧”，义无反顾地背起病中的父亲，含着眼泪离开了这个他曾经热爱过的工作过的地方。

    　　当时，我母亲在生产队劳作，风霜雨雪，一年365天几乎从不休息，辛苦所挣的工分在扣除粮草后，到年终分红时只有几十元的现金收入；祖母已经退休多年，但还在小镇上的合作商店里帮忙，整天弯着腰刨着甘蔗，每月也只有三十多元的收入；父亲回家之后，所在单位“开恩”，每月发了十多元的生活费。七张活口外加一个失去劳动能力的精神病人，全家就靠这每月不到五十元的收入苦苦地支撑着。每天的一碗炖冬菜，成了我们饭桌上唯一的“美味佳肴”。

    　　父亲的病，让祖母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原先爽快的脚步变得迟缓起来，一道道皱纹爬满了整张脸；给母亲的打击简直是致命的，本就因劳累和缺少营养而憔悴不堪的脸没有了一点血色，人消瘦得失了形；幼小的弟妹们更是感受到了失去家庭快乐的压抑，少了童年应有的活泼和天真。一家人失去欢乐，整日在沉闷和凄苦中度过。

    　　父亲发病时，每到晚上会不停地唠叨，深更半夜开了门往外跑，一个晚上总会有好几次，母亲因此而无法正常安睡，我更是一次一次半夜里起来，劝说、硬拉父亲回家。那个时候每个晚上我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看到人家健健康康、平平静静的生活，我怨恨过父亲，怨恨他把一个平静而好端端的家拖累成这个样子！然而，我知道，怨恨又有什么用呢？父亲他也是身不由己啊！我只能怨天。我们一家从来也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哪怕跟人吵架也没发生过一次，老天为什么要如此惩罚我们？

    　　为了给父亲治病，我奔走于县城、省城和家里。当我捏着一张张医药费单据找父亲单位的革委会头头要求报销的时候，盛气凌人的革委会头头爱理不理，推托有事，一次次地把我拒之门外，让我屈辱地在门外等了好几个小时。我忍受着一个16岁的少年所无法忍受的委屈，只能在没人的地方偷偷地流泪。我知道，手中的医药费单据如不能报销的话，这将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