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草易生
2022-05-11 23:43:42
by 周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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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草易生
十年前曾去过一次海南岛,在由海口至三亚的途中,见到了奇异的景致:由于常有台风登陆,公路边的大树无一棵直的,不是匍匐在地,就是欹侧斜出;凡长得高大的灌木也大都盘曲扭结,乱成一团;可是路边的小草却长得芊芊绵绵,翠色如洗,令停车小憩的旅客浮想联翩。
      我想到了曾插过队的关中西部,那里虽没有台风摧残乔木,但彻底的童山秃岭更令人骇目,惟有小草是那么安详地延续着生命。小草易生,大树难成,自然和人世一样。旧社会有个词,叫草民,是专指最底层的百姓的,当是指他们轻贱如草,卑微似芥,被人蔑视,苦不堪言。可正是这些所谓的草民,当年曾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老师。实话说,先生并没有给学生传递可称得上的书本知识,但他却为我们翻开了底层生活的一册大书,任由我们去读。
     
     宝堂
    
    乡下人看上去显得面老,一打问,才知道年龄并不大。宝堂的年龄是个谜,当时我们看他有小四十年纪,他独自一人住在一孔破窑里,再无任何亲属。这个小山村的人多有大骨节病,也多智力低下的人。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了一批病情严重的“瘫瘫”、“瓜瓜”,宝堂的情况要好,可以干简单农活,自己可以打柴、烧饭,所以他活下来了。我们住的窑洞跟他的连着,抬头不见低头见,是友好的邻居。
      宝堂虽说是个残疾人,个子很矮,却长得相貌堂堂,很像《列宁在十月》电影中的那个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他给生产队放牛,回来时带上一捆柴,然后生火做饭,饭做好后就一手抓个馍馍,一手端着包谷糁稀汤从窑洞里踉踉跄跄出来,一路上见谁让谁:“吃馍馍,喝面汤……”
      然后就到了知青的窑前,把我们挨个让过,才开始吃饭。山里的农民是夜不闭户的,也从来没有贼光顾过,因为家里除了铁锅是囫囵的,其他实在无多少长物可取。白天,无论宝堂在做什么,脸上总带着粲然的笑。晚上,他那破窑里传出如雷的鼾声,听着那静夜里的鼾声,你会产生平静、安详和天下太平的感觉,使我们这些读过点书的小资们的忧郁、愁绪扫之一空,连“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的沉重,都在那粲然的笑容和可传到山背后去的鼾声中消解了。
      宝堂有一口破窑、一炕、一灶、一案和一对木水桶,他肯定觉得自己是富有的。当我们因吃霉变的返销高粱米而大便不下痛苦不堪时,他那强健的脾胃却显示出极强大的生命优势。因此,他从不向任何人诉苦,也从不向任何人求助,他所有的一粥一饭虽微薄,却总是让遍了可碰见的所有人才食用。
      宝堂自食其力,自得其乐,凡事自己动手。有一次,他要把窑门框上的一个突出的钉子拔下来。这件事原来很简单,随便谁都可以帮他做好的,但他没求任何人。他眼睛视物不清,几乎把眼睛贴在钉尖上去用力拔,结果钉子拔出来了,却扎进了他的一只眼睛里,他又一使劲把钉子从眼球里拔了出来,这只眼睛当即废了,一年四季充着血,但他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依然早出晚归,依然带着粲然的笑,吃馍馍喝稀饭。
      1969年春节,一位同学悄悄给他买了一顶制帽、一双袜子和一副手套,他全都穿戴在身上,逢人便说:“这是大章给我的,大章,大章……”
      宝堂何时死的,我们不知道。他埋在何处,也无人说及。进城工作后的30年间,我们集体回去过好多次,乡亲们无人再说过宝堂。他们认为宝堂的死去是件很自然的事,他既然是棵小草,现在又回归了自然,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了。只是我心中留下了沉沉的遗憾,宝堂给过我粲然的微笑,给过我幸福的鼾声,更给过我参悟的机缘,可是我给过他什么呢?尽管他并不需要更多的什么,我还是羡慕我的同学大章。
      
     劳劳
    
    我们1968年刚下去的时候,劳劳是个普通社员,他有大骨节病,独身,跟老娘住在山沟紧里头的一个低矮的小窑洞里。老娘托人给他说了一个媳妇后,撒手走了。在山里,那女人算是漂亮的,只是有智力障碍,她给劳劳生下两个漂亮的女儿后,不数年也死了。劳劳说话慢,一字一字地,但思维清晰,人极诚实忠厚,对公家的事一丝不苟。精明的社员有的出山当木匠,有的“劁猪”(给公猪做节育手术)去了,他便被任命当了队长。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生产队长,这好不在于他的能力,而在于他的诚实与敬业。
      至今我耳际还响着那惊天动地的一声吼,他立在崖畔上,冲着整个山沟大喊:“白雨来啦!”那是周辅国式的,还是帕瓦罗蒂式的,或者巴顿将军式的?我在沟底向上看见了他,那佝偻的双腿、菜色的面容如今似全都变成了英雄的威仪。就这一声吼,全村老少扔下饭碗全都跑上麦场,趁白雨到来之前把场上的麦子收拾起来。
      劳劳是有个性、有脾气的。我的一个有心的同学告诉我,说他家总共算来没有十块钱的家当。他没有风箱,做饭时趴在灶火眼前用嘴吹火,结果锅溢了,稀汤灌了他一耳朵眼,其疼痛可想而知。他登时被激怒了,捡了块顽石把铁锅砸了个稀巴烂,等冷静下来,他便进了城。晚上喝汤前他由城里回来了,肩上背了个风箱,风箱上扣了一口大铁锅。进一趟城徒步往返60里,他腿脚有疾,每天早上先要在炕上揉半天脚才能下炕,这60里的确够他走的。但第二天他又一大早立在崖畔上喊人出工,特别点我们的名:“知识分子青年,赶紧起来倒尿尿咧。”劳劳当队长没干多久,后来又换了人。
      十多年前我们几个同学带着各自的孩子回队里,这时老乡们已经从沟里搬到了坡上头,家家都盖了新的厦子房,连劳劳这全村最穷的人家也住进了新屋。这时他的妻子早已去世,他带着两个女儿过活。我们的孩子都挤进他的新居去参观,屋里几乎什么都没有,连新炕也没盘起来,两个女儿就睡在麦秸窝里,他在新房外头搭了个牲口棚,地上也摊了个麦秸窝,他天天晚上钻到草窝里跟牲口做伴。一大锅白面条刚煮好,他端了一大碗让我们吃,那碗里除了面,连根菜毛都没有。后来听我们的房东大姐告诉说,劳劳吃盐还是乡邻接济的。大女儿刚放牛回来,见了生人直往屋里躲。两个女儿看来都严重发育不良,两只小猫似的偎在灶头往嘴里扒饭,见到了我们,她们显然感到不安。我鼻子一酸,拉过我的女儿说:“你看看……”我不知该向女儿说些什么,我只是企盼她千万不要把此行当做一次单纯的出游。有人开始掏钱给劳劳,是啊,我们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们也需要情感的平衡……
      去年夏天我因办理当年插队的证明,又回了生产队一趟,劳劳已不在人世了,他的最可爱的小女儿大概是夭折了。我问劳劳还有没有亲人在?房东大姐说,大女儿已成家,劳劳临死前招了个上门女婿,现在小两口就住在他爹留下的厦房里。说话间天色已黑下来,我坚持要去劳劳家一趟,大姐拗不过,便打发她的小儿子领我前去。灯影中,劳劳房前的场院里有人正在收拾晒了一天的小麦。上前去,见是一男一女两青年。女的无疑是劳劳的后人了,虽然一身尘灰,却透着掩不住的俏丽。女婿脸黑如炭,但结实健壮,我真真地舒了口气:女儿健在,就是劳劳还活着。
      我递给他的女儿一桶茶叶,那茶叶桶是红色的,是我专门要送给劳劳的。我对陌生的女孩说:“原是来看你父亲的,没想他不在了。”女孩一言不发,只是瞪瞪地看着脚前的麦堆。我把茶桶递到女孩手里。忍不住掉头走了。
      那一夜,我没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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