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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妻子们的回忆
朱自清：情如潭水
    　　 ●陈竹隐
     我与佩弦（朱自清字——编者注）的相识是在1931年。这一年4月的一天，一位老师带我们几个女同学到一个馆子去吃饭，安排了我与佩弦的见面。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黄色的绸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挺文雅正气，但脚上却穿着一双老式的“双梁鞋”，又显得有些土气。回到宿舍，我的同学廖书筠就笑着说：“哎呀，穿一双‘双梁鞋’，土气得很，要我才不要呢！”我却并不以为然。他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我很喜欢，很敬佩他，以后他给我来信我也回信，于是我们便交往了。
    　　那时我住在中南海，佩弦常常进城来看我，我们共同游览瀛台、居仁堂、怀仁堂，有时共同漫步在波光潋滟的中南海边，有时清晨去钓鱼。一次我居然钓到一条半尺长的鱼，还请佩弦喝了鱼汤。佩弦是个不苟言笑，做文章非常认真的人，他常常把他的文章读给我听，有时为了一个字仔细推敲，征求我的意见。
    　　当我知道佩弦在扬州老家还有六个孩子的时候，心里也有过矛盾和斗争。但我与他的感情已经很深了。我怎能嫌弃无辜的孩子们呢？我觉得做些牺牲是值得的。
    　　那时北平结婚还要坐花车，穿披纱礼服，礼节很多，而上海比较开明，于是我们就决定在上海结婚。我们用当时上海最新式的简便方法举行了结婚典礼：事先发个结婚帖子；1932年8月4日那天，请了文艺界的一些人士，我记得有茅盾、叶圣陶、丰子恺等人，在一个广东饭馆聚会了一次；饭罢，我与佩弦便回到旅馆。我们没有那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我们就是这样朴素而又真诚地相爱并结婚了。
    　　佩弦是个非常勤奋的人。我们度蜜月时，他带着旅途回来的疲倦，就开始了紧张的写作生活。为了他能安安静静地写，我们特意住在普陀一个小寺院里。此后，我们共同生活的17年的时间里，佩弦从没放松过一分一秒。他的作息时间是安排得很严格的：早晨起床做早操，用冷水擦澡，洗脸，漱口时就把书放在洗脸架上看，然后喝一杯牛奶就到图书馆去。中午回家吃饭，饭后看报。图书馆一开门便又去了。吃罢晚饭，还要去图书馆，直到
    闭馆才回家。进家门便又摆上东西写，一直到11点休息。除了生病，我从未见他11点前睡过。
    　　婚后，我们回扬州去看望了父母孩子，我还与佩弦一起到他前妻的坟上去扫墓。我感到佩弦的感情是那么深沉，那么炽烈。佩弦这时担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工作很忙，一边担任教学工作，讲授三门课程，一边从事写作。为了探索新文学的道路，使新文学大众化，他还深入到下层老百姓中间，了解大众要求，学习民间语言。有一次他带我一起到劈柴胡同的茶社去听刘宝全的京韵大鼓。
    　　我们的一个孩子在中学念书。一个好心的朋友对我说：“这孩子在学校活跃得很，思想太‘左’，你要注意管管他，现在太危险啊！”佩弦知道后对我说：“‘左’？‘左’才是中国的出路，是青年人的出路！这样乌七八糟的政府，不叫孩子‘左’，难道还叫孩子右吗？”孩子做得对我们就支持，在家里我们一直是鼓励孩子前进的。佩弦待人很宽厚。每次让当差交信时，如里边有私人信件，他都要给当差的一些钱。他对人也很谦和，平时在路上遇到清华的工友他都打招呼。工友帮他做了什么事，他都很客气地说：“劳驾！谢谢！”他认为一个人有志持志，有力持力，用脑用体各有贡献，所以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他在家里与孩子们相处也没有尊长的架子，有时让孩子倒杯水都说“劳驾”。
    　　共同的生活，使我深深地感到佩弦的爱是广博的，他的感情像一池深深的潭水，沉静而深邃。
    　　钱穆：息念与发愤
    　　 ●胡美琦
     我和宾四（钱穆字——编者注）刚开始共同生活时，他整天在学校，有应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一进门，静卧十几分钟，就又伏案用功。有时参加学校全体旅游，一早出门，涉海、爬山，黄昏回家，年轻人都累了，但宾四一进门仍只休息十几分钟便伏案。我觉得很奇怪，有一天谈起，他说：这是因为有静坐之功。他年轻时为求身体健康，对静坐曾下过很大功夫，以后把静坐中的“息念”功夫应用到日常生活上来，乘巴士、走路，都用心“息念”，所以一回家就能伏案。
    　　他过去身体很弱，得过肺病，又曾患过几十年严重的胃疾，所以一向注意身体卫生。他伏案工作一两小时定会站起来走动几分钟，或做些书房运动。我们钻石山的那个家，仅有二十余平米，就养了大大小小近百盆花草，摆满在窗框上柜子上书桌上茶几上阳台上。他用栽花赏花代替一部分书房运动。他永远保持着乐观心情，使家庭中朝气充沛。他喜欢接近大自然，我们在香港时，先后两个家都可以望月，可以观海。得了空闲，他喜欢自香港山顶看海上落日，看夜景，或是到九龙乡村漫游。他对于一年四季阴晴冷暖的变化，都觉得意味无穷。他喜欢饮下午茶，也喜欢围棋。但不喜欢和人对弈，他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欢摆棋谱。在我觉得心情沉闷时，他常说，我来替你摆一盘棋吧。偶尔也夫妻对下，他说：只有如此，胜也好，败也好，可以不伤神。
    　　我最爱听他吹箫。我们住在九龙沙田的那一段日子，每逢有月亮的晚上，我喜欢关掉家中所有的灯，让月光照进我们整条的长廊，我盘膝坐在廊上，静听他在月光下吹箫，四周寂静，只听箫声在空中回荡，令人尘念顿消，满心舒畅。宾四告诉我，他年轻时学唱昆曲，所以也学吹箫笛，他曾下过很大功夫。冬天下雪在户外练，在当风口处练，还要一腿而起，做金鸡独立式慢慢蹲下又起来练，要练到那箫笛声音不断不变。迁到台湾后，他的牙齿全部拔光，装上了假牙就没有兴致再吹箫了。
    　　他73岁大病后，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两眼也患目疾，医生不让他过长时间看书，尤禁晚上看书，所以生活较前轻松，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这样直到他《朱子新学案》一书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愿所寄。他自己说：以后我要减少工作时间了。但也仍保持着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里喜欢的题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几年来，有时他对我说这几天真开心，写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写完，他总会有一场病。亲戚朋友都劝我要限制他的用功时间，他们关切地说，宾四写作了一辈子，过80的人，也该休息休息了。我心中很感激他们对宾四的爱护，但我从来没有限制过他的读书写作。记得我们刚结婚时，他曾对我说：不希望我是一个只懂管理家务的主妇，希望我做一个懂得他、了解他的知己。20年的共同生活，使我深知他那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心胸抱负。
    　　宾四常对我说，自古以来的学人很少有及身而见开花结果的。在今天讲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学家的发明，不论别人懂与不懂，即可获得举世崇拜，因为科学有一个公认的外在价值，而讲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来支持自己向前，静待时间的考验，故其结果往往要在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