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也“啬皮”
2022-05-11 23:43:42
by
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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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也“啬皮”
80年代初的贾平凹,远没有今日的风采。
那时候的贾平凹,才走出校门,供职在一家出版社,当一名为别人做嫁衣的小编辑。住六楼上的一间六平方米的小房间,抽一毛多钱一包的劣质烟。一边和乡下的俊子谈恋爱,一边写那些轰动全国的文章。房间太小,又高高在上,他常为不能接触地气而苦恼,于是便商量搬到我家来住。
我家住在古城之北的方新村。那原是唐朝尚书省的西花园,李白醉草吓蛮书的地方。离他们出版社虽只有十分钟的自行车路,却是一片原野。小小的村落,只有数十户人家。榆钱才败槐花又开,东家鸡叫西家狗吠,便很得他的意趣。因为我乃本地土著,便也有了三分地皮,两间破房,关起大门,一院子都姓张,无旁姓杂人。
找些砖头支了腿儿,寻一块木板放上去,铺了他带来的被褥,房子的一角变成了他的天下。他告诉我老婆,他是不吃粮的,每顿饭多添一瓢水就足够他吃了。因为他只喝水而不吃粮,所以几年来从未收过他一两粮票,一分饭金。而那时的自来水又特别便宜,每月每人只收五分钱。他是临时住客,收水费也不收他的钱,这样里里外外,一份伙食费便省了下来。
那时候,一张方桌摆在我和他的床铺中间。
星期日大早,各自在两边坐了,铺开稿纸,说声写,便同时下笔。笔和纸在不停地摩擦中,常发出一种蚕吃桑叶的声音。七八个小时下来,通常是我问一声:“我快结尾了,你呢?”他便说:“我也结尾。”于是一篇万把字的小说便同时结了尾。那时的我们,好不洋洋得意,好不目空一切。我那时在工厂当工人,一礼拜只有礼拜天属于自己,一天能写出一篇小说来,已相当嚣张了。七八个小时的重脑力劳动,手指僵硬了,半个身子也有些麻木,该好好歇息一下了。这时的贾平凹却又在嘿嘿的笑声中铺开稿纸说:“我又开始了。”贾平凹后来声名远播,其神秘处全在这里。像他这样玩命的角色太少了。他要不成大名,也就天理不容了。
他作品发得多,稿费自然也比我多。每一笔稿费对于我,我认为就是街上拾来的钱,没有摊任何本钱嘛,花了工夫,贴了脑子,就和下了一天棋一样,难道能算成本钱吗?记得《天池泪》寄来稿费80元,从邮局出来买了半只羊,弄了几瓶酒,交到老婆手上也就剩下30元了。他的《满月儿》稿费是83元,那是他当时短篇里稿费最高的一篇。他惊喜地说,一篇稿子顶一个半月的工资哩!我和他一同去北大街青年路邮局取稿费。83元取出来了,他却一定要存个整数。我说你存上50元,33元拿出来庆祝一下行吗?他说,存够一百元就是最大的庆贺。他那时候准备结婚,每一分钱都很重要。于是,我俩掏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只凑够了15元。他央求存款的办事小姐,能不能把98元的利息先算进去存够100元。到时候少取点利息就行了,小姐鼻子里像害了鼻炎似的嗤嗤了两声,平凹便回过头来低声骂了一句。于是他便再翻口袋,终于在工作证里翻出来了2元零3分钱的邮票。他把邮票推到小姐面前,极其大方地说:“三分钱零头不要了,存一百整!”小说一篇篇写,稿费一次次来,几年下来,他已经有厚厚的一摞支票了。那些支票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用皮筋扎起,放在一个注射药剂的空纸盒里,锁在抽斗的最里面。那是他全部的财产。加起来也不到3000元。
那年夏天,有位朋友有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出手,要400元。我手头只有不到200元,于是便第一次开口向贾平凹借钱。他听我借钱要买电视机,大吃一惊:“你想买电视机!那是咱老百姓也可以买的东西?”我既然开了口,开弓没有回头箭,这点面子他总要给的。他显得非常为难,说了一堆谁谁谁来借钱,谁谁谁借了钱到现在也没有还的话。我说我不管,反正我要借钱:“不给利息,100天保证还账,赖一天罚5元,你可以扣我的稿费单子。”
他沉吟良久,觉得不借给我似乎也下不来台。于是心生一计,说借钱可以,但要苍天作证,凭运气说话。他拿了件蓝色的上衣,捂在抽斗上,让我伸进手去,就像在暗箱里装胶卷那样,只准摸一张支票出来。摸多少就是多少,不够了自己再想办法。
他这一招很厉害,他那支票里,百元以上的没有几张,有许多张都是二三十元的。只准摸一张,摸上一张20元的,又不顶用,又要领情。但我也知道他有一张最大的是700元。那是《山地笔记》出集子的钱。这已经是贾平凹给足了面子,我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手从蓝衣服下面伸进抽斗,摸着了盒子里的那一摞支票。手指头上没有长眼睛,实在分辨不出支票上的钱数。贾平凹站在旁边,抽一支烟得意地说:“摸呀,过3分钟摸不出来,宣布协议作废,可别说我不借钱给你!”
以我和他的熟悉程度,我相信这些支票在金额的排列上不可能没有规律。他是个极有心计的人,点这些支票肯定是他的业余爱好。于是我便想到乡下的俊子这几天要来,到时候他肯定要把支票拿给她看,他要让她有个惊喜:哇,这么多钱!那就是说,最上边的一张极有可能是金额最大的一张。于是我便抽了最上面的一张。果真不假,是那张700元的支票。
贾平凹傻眼了,我得意了。
又一夜,作家王作人在我家闲坐。那时候贾平凹已结婚,带着女儿和俊子住在我家隔壁,是租农民的房子。午夜时分,王作人告辞,路过贾平凹院门,顺便进去问他一声。俊子正在院里洗衣服,问贾平凹时她说在床上打滚呢,肚子疼。隔着窗子一瞧,贾平凹赤条条穿个小裤衩,大虾一样蜷在床上。还不赶快送医院?俊子说,半夜三更的,又没有救护车。我和老王都急了,说要什么救护车呀,靠在墙上的架子车就是救护车!于是便抬了平凹出来放在架子车上,一人拉一人推,俊子推着老王的自行车在后边跟着,走了一个小时,来到中心医院。
医生诊断为消化不良加感冒,打了一针柴胡,便让我们拉着他回家了,出了北门,已是凌晨3点多了。天热,路旁的瓜摊上还有生意。我便让平凹请客。拉了半夜车,一定要买个西瓜酬劳一下,平凹在口袋里摸了半天,只摸出2元钱一张币来说,那就买个小点的吧,我把钱扔在瓜摊上说,买2块钱的西瓜!那时西瓜5分钱1斤,2块钱能买40斤。卖瓜人挑了两个最大的瓜搬到架子车上。贾平凹怀里搂一个,双腿夹一个,一路上直嘟囔,嫌瓜买得多了。回到家后,两个西瓜都有些烫手。杀开一看,全是生的。他的病却好了。原来是那西瓜吸了他身上的热度的缘故。贾平凹说,早知道买两个西瓜搂一搂,倒能省去打针挂号的钱。如果瓜再是熟的,那就更好了。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一看,贾平凹一个人趴在小学校操场上的水泥板上又写上了。我走到他身后,一把抽了他的笔说,你不要命了!折腾了半夜,病还没有全好,写什么写!
贾平凹那一时动了真情,两行清泪一下就滚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流泪,心里便慌了,忙扶住他的肩膀摇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月常在,你何必贪这一点工夫!”
贾平凹那天说了他这一辈子也许再也不会说的一段真话:“我是个山里娃,我凭啥在城里混日月?不就是凭一枝笔吗?还要养家糊口,有老婆有孩子。我又吝啬,是有名的啬皮,如果不写文章,谁愿意和我交朋友?其实我也不想啬皮,几块钱多写篇文章也就够了。关键是在我眼里,两块钱不是两块钱,是白花花一堆盐!小时候,母亲让我去买盐,两块钱要缝到衬衣口袋里,到盐店让卖盐人拆线。两块钱的盐,是一大家子人好长时间的惟一调料,你今后要宰我,就硬宰。我当时心疼一下,过后也就认了,但不能超过5块钱!”
当今的贾平凹,早不是原先模样了,他成了当今中国文坛上少有的几个文学大腕之一。挣下的和省下的稿费怕这辈子早够花了。但青山依旧,本性难移。有外地朋友到西安会他,到了吃饭的当儿,他自然是要请朋友们吃顿饭了。通常,他只请朋友们去吃葫芦头泡馍。那饭经济实惠,极容易给客人留下记忆。饭菜端上桌子,他便问:“你们知道葫芦头是什么吗?”然后自己回答:“葫芦头就是猪痔疮!”
一语即出,四座皆惊。记忆里更深了一层,胃口却也倒了。于是便给主人省下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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